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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在《 娱乐至死 》里写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本身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等于文化的全部。古罗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原意是“灵魂的培养”。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等;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享受到了民主社会生活和教育,但头脑却不一定可以挣脱被灌输的抵制普世价值思想的束缚,等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是一种不自觉的变态心理,问题是很难自我觉察。天主教有个忏悔的程序,可以让信徒们经常地自我反省和修正自己。《论语》里的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培养反思能力,那一定会成为富有公益心和谦卑的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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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浮士德与魔鬼立约: 你许我富贵,我交出灵魂。与不要灵魂的人讲道理如同让太监们体悟完美的男女房事一样艰难。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诸事秉承古训 “仁、义、礼、智、信” 原则为人待事,便不会有失风雅,也立足于理上。在圣者们眼里,众生其实都是红尘之中迷茫的人,所以道家讲要返本归真,从凡世解脱出去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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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佛道兩家講究看淡紅塵,對世俗理論也不稀罕,因為它們認為世人大都痴迷不悟,很难度化,行善作惡自有因果報應,所以出家人著眼於出世的智慧和捨棄凡心。記得曾聽過一個佛家故事:有个学富五车,清高自负的文人,慕名去某古刹拜访一位高僧;看到高僧后便作揖求教,结果高僧不理他,便无趣地離開了。后来一想,这位高僧畢竟很有名,应该再去试一试和他求教;去后,高僧还是闭目不理睬他,又是无果而回。文人不甘心,第三次再去拜访,高僧还是不理睬他。文人生气了,对着高僧喝到:”你是何方高僧啊?我三次虚心来求教,你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 高僧慢慢地睁开眼睛说:“你脑袋里已經装滿了世俗想法,没有餘地来听我讲的东西了。” 文人马上醒悟過來,决意放下自己各种观念,悉修佛法,後來也得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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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柏拉图的《Theaetutus》,很有感触,想起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的一句话:“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 书中,苏格拉底把人的大脑比喻为鸟笼,对认知领域深入探讨,这位开创西方哲学的智者给人留下了一句谦卑的名言,“我知道我不知道。” 相比之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自己的认知就那么绝对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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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鲁迅的粉丝,但他在《南腔北调集·漫与》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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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說:「小勝靠智,大勝靠德。」自古以來,為人厚道是人脈通順和一生幸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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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有秩或无秩地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

——贾平凹《游戏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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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飽經人生的風霜之後,發現早年的青春樸實抱負和冰冷的現實距離很遠⋯⋯那些在而立之年以後依然能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其實可圈可點。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過:「希望是一份美好的早餐,但卻是一頓糟糕的晚餐。」但畢竟餐桌上有晚餐總比沒有還是實惠多了,更何況還有一份令人憧憬的嚮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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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人的每一個善惡行為從來都是有報應的,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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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影導演是枝裕和曾經說過:「世界也需要沒用的東西。」其實,當我們自己對於家庭和社會沒有正面意義的時候,很可能已經成為沒用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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