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g Kaixuan: The Undervalued Thinking of Lu Xun

被贬低的思想

景凯旋

1.
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不久,鲁迅就在答友人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 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这段话后半 其实是一个但书,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在我看来,鲁迅关于“中国根柢”的话才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的 根本看法。
对鲁迅及其同仁来说,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儒道复古思潮的兴起,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现实语境。先是有1912年的孔教会,鼓吹 定孔教为国教,要求国人尊孔读经,然后又有1918年的灵学会,倡导占卜打卦,扶乩招灵。对于后者,钱玄同、陈独秀等人都曾在《新青年》上著文,予以掊 击。在科学和理性的背景下,他们把道教看作是一种民智不开的前现代迷信。
灵学会在那个年代仅仅是一个插曲。当时的社会,专制复辟主要是与尊孔结合在一起的。袁世凯为了称帝,三令五申祀孔,制定尊孔的教育纲领。所以,《新青年》 创立之初,陈独秀等人便把主要矛头指向儒家的纲常名教,指出礼教与专制的关系。《狂人日记》问世之后,激烈反儒家的吴虞随即写出《吃人与礼教》等文。他们 的文章摧陷廓清,对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最终凝固成“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话语。
由此看来,鲁迅对儒家礼教的掊击是时代的驱使,也就是“听将令”的结果,因而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陈独秀等人多少。相比之下,他对道教的个人看法似乎更加深刻。
不错,鲁迅也同样指斥过道教迷信的谵妄,称之为“鬼话”、“妖气”,但当他写下“中国根柢”那句话时,他的思想显然是穿越了现实,指向历史的深处。因此他 后来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可见在鲁迅那里,道教实际上是指一种广义的文化心理, 中国人不憎道士,并非由于它属于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于它的非宗教性,它对现实享受的追求。
新文化运动从宗法制度入手,将儒家纲常视作封建文化的核心,这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共识。就连文化保守主义者陈寅恪,也视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精义。自此 以降,每当专制的幽灵重新浮现时,中国知识界都要对此大加挞伐。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呼唤新启蒙,仍然还认为,专制主义的儒家思想控制了传统文 化的各个方面。
在这种情形下,被鲁迅称为“中国根柢”的道教,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缺乏超验性的文化,它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却很少有人再提及,而鲁迅的这句话也常常被现代人所歪曲,所贬低。
2.
人类各文明在同一时期,大都经历过摆脱神和英雄宰制的阶段,雅斯贝尔斯把这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几大文明都发生了韦伯所说的“哲学的突破”。
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以来,欧洲文化就一直建立在物我两分的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灵与肉形成对立的关系,这种思维产生了外在超越的文化,把超验世界看成是人的 终极目的,从彼在的角度去把握此在。在宗教性的背景上,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史华兹所说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可以说,欧洲的整个思想史就是向着彼 在这一遥远的地平线进发,随着地平线的后退,不断拓展主体与知识的新边疆。
中国人的宇宙图景则完全不同,从轴心时代开始,中国人对彼在的想象就阻断了。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开创了儒家的实用伦理。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 而不论”,反对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魏晋玄学的“各当其分,逍遥一也”,更是将庄子的绝对自由消解为顺从命运。庄子在他讲述的神话里,曾提到象征时间 的儵、忽,他们想要为大神混沌凿出七窍,使它具有人的面目,结果“七日而混沌死”。这一神话隐喻表明,中国文化把混沌视为一个自洽的世界,始终未能将自我 与外界截然分开,也未能建立起超验世界,后来的“天人合一”,正是这种混沌文化的理论表述。
宗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它反映一个民族对生与死的根本态度。鲁迅正是从这个本体的意义上去看道教的。面对人的必死性,道教产生了不同于其它宗教的解脱 之道。它没有提供彼岸的观念,而是主张通过修真养性,达到在世上长生久视的目的。在它繁复的神仙谱系后面,是一种对现实享乐的渴望。
3.
而当佛教传进中国时,中国文化又一次错过了建立超验世界的机会。人们先是放弃了寻求个人拯救的小乗,然后又让禅宗偷天换日,把一个受苦的佛教改造为享受的宗教。
鲁迅曾认真研究过外来的佛教,他从生命力的角度,赞扬释迦牟尼的投身饲虎,玄奘的舍身求法。由此他发现,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缺少真正的信仰精神。在 1927年的一次讲演中,他赞扬坚苦的小乘佛教,批评大乘佛教的浮滑。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始终走的是一条当下即是的路。我们去庙宇祈福,不是为了无灾无 难,就是为了多子多寿。大众最熟悉的神祗是送子娘娘观世音、饮酒食肉的济公,最喜爱的格言是难得糊涂、好死不如赖活,等等。这种活着的最精致的文化表述就 是禅宗的当下即是。
屡遭贬黜的苏东坡有一次爬山,望着树木掩映的山巅小亭,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诗人突然悟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于是,他顿时感到有如脱钩之鱼。中国文 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此,在当下中体验永恒,而不是从永恒中体验当下。多年前,在川东山区,我曾见过一幅刻在石柱上的对联:“此间便是南海,何必再向西 天。”它的无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禅宗的种种棒喝公案、呵佛骂祖,都不过是在说,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此刻。
西方思想分析到最后都是上帝,中国精神分析到最后都是当下。
面对这个世界,西方人总是反复追问: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并为此而苦恼不已。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不管活着有没有意义,反正都是活着。在无数的 禅宗语录、文学作品中,最聪明的回答就是: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所以,读西方的书籍,总是有一个“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最终面对的都是 “怎么活着”。
这种当下即是,是超越了物我界限的思维,还是不能分辨外界与自我的思维?是梁漱溟所说的早熟的文化,还是一个没有摆脱初民眼中世界与自我的混沌状态,因而基本上没有实现哲学突破的文化?
4.
当历史进到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开始凸现。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真诚地相信,不同文明是有高下之分的, 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不同文明对人的态度。1918年,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保存国粹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目的是保存人群,而中国文化的危机是如此深 重,他怀疑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国粹能否保存我们。
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使鲁迅认识到,中国人奴隶根性的养成,还不是出于三纲六纪,而是出于当下即是。
这一发现来自西方异质文化,尤其是来自尼采思想的影响,它使得鲁迅比其他国人更具有一种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鲁迅从未在信仰上信过宗教,但他内心却常 常充满存在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使他产生某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在那个时代,鲁迅是少有的从形上意义思考自我的人,他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追求生命的飞扬的 极致大欢喜。与那些认为西方重物质而中国重精神的守旧者不同,也与那些用无神论来批判宗教的激进者不同,鲁迅并不简单地反宗教,而是意识到超验精神在西方 现代性中的作用,这种精神发现了个人价值,并由此导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理想。
正是基于这一参照,鲁迅才对道教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体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老子的保生全身,认为老子的要义就在 “不撄人心”,它压制了个体的求真意志,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处于精神麻木之中。在其写作后期,鲁迅再次对什么是中国根柢作出回答:“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 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生活要混沌”(《论语一年》)。对于这种没有痛感的传统文化,很少有人 比鲁迅表现得更加深恶痛绝,以致他把中国书里的乐观都看作是僵尸的乐观。
他晚年的一篇作品《起死》,有人认为写的是现实政治斗争,有人认为写的是虚无的人生。但我觉得,这仍然是鲁迅最后的文化思考,用后现代的戏仿还原古代圣 人,当五百年前的髑髅复活,缠住庄子讨要衣服包裹时,庄子就不得不划清物我,分辨是非了。这个故事表明,许多国人把当下即是看作是一种内在超越,但这种内 在超越其实从来都不存在,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神话。
5.
今天,知识界热衷于谈论文化和传统,但文化本身是一种被提炼出来的观念,离开了具体的人的生活,它是没有质感的。通过国民性批判,鲁迅触到了中国文化的质 感。换句话说,由于这种文化悬置一切活着以外的意义,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纯粹本能的生存,从中既不可能产生自由的精神,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性。
这位被称为民族魂的作家,却在他的杂文中,对文化中国使用了不少负面的语言: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社会只是“黑色的染缸”;中国历史只有 两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文人对于人生“向来就多没有正视 的勇气”;中国历来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为什么鲁迅从国民性中看到如此多消极的东西?
他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与其他新文化人物相比,更多地关注人性的阴暗面。然而,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鲁迅常常把批 判的矛头对准无权者,而不是权力者?这问题更好的回答是,辛亥革命后宪政的失败,使鲁迅意识到,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自由的价值,制度选择是没有用的。当活 在当下成为无权者的哲学时,它不过是苟且偷生的一种精致的辩词。
是的,这样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无权者的哲学,它不会产生专制主义,但却会产生被专制主义。
鲁迅的小说同样服务于他在杂文中常常表达的这个观念。最显明的例子就是《阿Q正传》。这篇小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有着明显的文化批评目的,要写出 “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从人格上讲,阿Q是活在当下的象征,也是一个被专制主义者的典型,他分不清外界与个人的界限,只能对当下刺激做出反应,并且转眼就 忘记了。由于缺乏内在的自我,全凭本能生活和行动,所以他根本不能自由地运用理性,也无法从经验中做出任何推论,于是活着并不断地自我解脱,便成为他与外 部世界的唯一联系,通过一种自欺的方式,“将受屈辱的结果转化为合理的过程”(林毓生语)。
所有被专制主义者不都是如此?那些更高的现实,譬如平等、自由等等,离他们的勇气和理解力都非常遥远。他们总是赞同强权者的话语,以主子的思想作为自己的 思想。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他们不仅对自身的奴隶处境处之泰然,而且往往还会“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所以,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实际上是揭示出奴性与 当下即是的关系,展示这种精神对国民性格的弱化作用。
毫无疑问,阿Q正是全体中国人的形象,而不是什么绍兴农民的形象,所以当初小说一发表,许多知识界人士都疑心是在写自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周围各 种类型的阿Q。他们热爱任何既定的秩序,仇恨异端思想,对于社会的各种不公,都会有一番辩护的理由。从这样的人格内部,是不可能产生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变 化的。
直到临死时,阿Q才有了自我的意识,感觉到一丝惊恐。这一结局表明,阿Q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思考过的存在。活着,却没有意义世界的光照。
6.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应为自己的蒙昧状态负责。这种文化不是对痛苦的拯救,而是对痛苦的消解。正是这种活在当下的哲学,造成了几千年的被专制主义。每个国 家都曾有过专制的历史,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根本的原因却是这种被专制主义的精神。它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有智谋而无灵魂,缺乏对苦难的感 觉。
就此而言,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实只有一点:麻木或者苦痛。如果要想摆脱这种麻木,就只能转向西方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然而,“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两地书六》这便是鲁迅的文化宿命,也是他的终极悖论。
仔细分析一下,在他那些采用第一人称的作品里,常常是一种对比的结构,作为叙事者的“我”时隐时现,代表着不再活在当下的人的痛苦:润土是麻木,叙事者是 伤感;祥林嫂是卑弱,叙事者是苦闷;魏连殳是淡漠,叙事者是悲哀;吕纬甫是敷衍,叙事者是惆怅。就这样,鲁迅创造了现代史上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真正的悲剧 人物其实是叙事者本人。面对一个没有痛感的民族,叙事者无地彷徨,成为了失败的英雄。
这种叙事背后,显然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鲁迅总是感叹:“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可以说,鲁迅的全部写作都是为了提倡一种真实的精 神。他多次说过,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笑、敢哭、敢怒、敢骂,“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怀 着敬意写出那个过客,拒绝回到熟悉的来处,向着坟地后面谁也不知是何所在的去处走去,并将此过程视为自由的真谛。在怀念友朋的文字中,如写到范爱农,刘和 珍,柔石,白莽……他犀利的笔触也才会突然变得肃穆起来,极力展示他们身上共有的一种品格:认真。这种真实的品格是如此稀少和珍贵,以致鲁迅把他们看作是 另一类中国人,痛惜他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必然的悲剧命运。
在现代史上,没有人比鲁迅更希望中国人发展出一种自由的人格,尽管他同时也深深地怀疑这一点。
7.
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运动”(陈独秀语),从中曾涌现出一批思想巨人。他们正是康德所说的少数通过自己的精神奋斗,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人。自 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合目的的秩序,并相信人可以成为其中的主宰。有一个时期,目的论代替了当下即是,一分为二代替 了天人合一,非此即彼代替了和光同尘。关于人的历史,我们也自信找到了崭新的答案:人从猿猴来,往大同去。
西方人对神性的追求是基于人性的不完善,中国人追求的起点却要低得多,这种从奴性状态非历史的一跃,曾经激起过狂热的感情,导致了现代迷信。在某种意义 上,正是西方文化对终极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产生了现代极权主义,人对神性的集体追求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我们似乎总是难以避免二元选项的思维,面 对西方“理性的自负”所造成的极权灾难,如今简单的思维又出现了,我们又重新滑落到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标志之一就是贬低新文化运动的人文主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民族的灾难,捷克作家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而许多中国人却重新发现了“活在当下”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度丧失 了对意义世界的追求。随着美学热,学者们过度地阐释传统思想,把它奉为一种高级的乐感文化;随着文化热,周作人被重新提起,他所提倡的要“在不完全的现世 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为许多人所激赏;随着国学热,学者们热衷于论证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就像他们当年也曾论证鲁迅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一轮的历史叙述却是在一元论的语境中,推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又在多元化的语境中,把自由一类普世价值归于西方独有的文化。
文学再次变成当下即是的阐释文本,为了逃离意义世界,作家们写出一部又一部现代传奇,叙述他们所不知道的生活,而对于当前的各种社会现象却惊人地保持沉 默。某个作家这样道出自己作品的主旨:“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另一个著名华裔作家同样以这种古老的东方思想来吸 引世界的注意,用某位评论家的话来说,他在作品里告诉我们一种哲学:“尽兴活在当下”,一种“没有主义”的主义。“人应该抓住生命的瞬间,而别落进他造与 自造的各种阴影、幻象、观念与噩梦中,逃离这一切,便是自由。”可问题是,这样难道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它难道不是对生活的一种扭曲的审美?
他们全都有意无意地意识到,要想让读者在现实生活的痛苦中去发现幸福与和谐,痛并快乐地活在当下,就必须摆脱鲁迅的背影。
8.
就连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在轻率地贬低鲁迅,他们采用一种简单的推理,断言国民性批判是文化决定论,甚至还把它与文革拉上关系。但是,在我看来,自由的诉求不 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某个文化中缺乏自由,那就应当改变这个文化,就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做的那样。诚然,文化传统、经济 模式与政治制度之间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应忘记,即使在英美自由主义国家,在祛除专制的革命之前,也曾有过长期的思想启蒙,以便让自由的观念深入人 心。更不应忘记,五四以后的转向,决不是国民对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对一种制度选择的结果。
当今的消费主义使人们更加重视当下利益,趋利避害成为大多数人的现实选项。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活在当下的实际内涵与西方的功利自由主义看上 去似乎是相近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自由,而不是功利目的,因为追求实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的实现。现代自由主义重视经验常识,反 对侈谈终极关怀,但同时也强调正义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因而是建立在人的水平之上的学说。
换句话说,鲁迅与后来的造神运动毫无瓜葛,他只是向我们表明了,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自由,只有活在真实中才是自由,把佛道思想看作自由精神,或者把儒家思想 视为责任伦理,都忽略了其中压制自我漠视个人的实质内容。现代自由主义与活在当下的区别也不是追求现实利益的问题,而是人的权利与价值的问题。
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体现了一种求真意志,它与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多元社会理想形成某种悖论的关系。在反思这种意志对自由造成的灾难后, 二者之间是否已经趋于平衡,这仍然是今天西方文化自身面对的问题。反观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却似乎只是在专制主义与被专制主义之间打转,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出 选择,要么是空洞的终极关怀,要么是尽兴活在当下。
我们今天也许正处在一个思维转型的过程中,它将建立在经验常识之上同时又不被常识所限,还是回到当下即是的人生哲学?我们如何避免因一元论而再度堕入绝对 主义的迷狂,或者因多元论而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我觉得,无论是思考传统的现代转型,还是提倡重新启蒙,这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9.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一个作家作为它的文化代表,如英国是莎士比亚,德国是歌德,法国是雨果,西班牙是塞万提 斯。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家身上却很少具有所属国民的典型特征,或者说,他们往往具有与自身民族性相反的素质。在博尔赫斯看来,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位不同于它 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是自身文化的解毒剂。
鲁迅便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家。他们都曾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两人后来的路 却大不相同,各自代表了现代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在周作人,是回归中国传统,于当下中重新找到活着的智慧;而在鲁迅,却是一如既往,始终“别求新声于 异邦”。因此,当近年有人借用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出自西方文化时,至少对于鲁迅的思想资源,他是说对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产生 不出鲁迅这样的巨人。正如歌德、塞万提斯一样,鲁迅的活在真实中也从来不是民族的,而是超越了他所属的民族。
当这位最不具有中国文化意识的作家辞世时,他无疑是怀着深深的绝望的。这绝望在他身后仍在继续,出殡的行列盛大庄严,缓缓穿过上海的繁华街道。在他的棺木 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人群中,也走着许多曾被鲁迅批判过的人,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位老人的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当然,他们也不会真地认为鲁迅代 表了中国文化精神。于是,这显得就像是一次集体的共谋,通过一种命名仪式,把鲁迅变成自己的同类。
现代人选择了鲁迅,也就选择了一种“他者”的意识。从此,要想再沉醉于当下的和谐,就必须首先绕过鲁迅这道障碍,或者干脆将他变成他不是的那种人,就像有些人一直在做的那样,以便让被专制主义永远延续下去。
10.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想要站到人的起点上,就必须回到鲁迅,从他的身边出发。原因只有一个,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鲁迅不仅是民族魂,更是民族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