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哈佛法学院教授威廉.J.斯顿茨(William J. Stuntz)在体检中发现患有癌症。最近的消息，癌症已经是晚期。我曾几次听过斯顿茨教的讲座，参加过他组织的读书小组，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吸引。他人极和善，对待学生热情，也有很多朋友。消息传来，朋友、学生们都很担心——癌症本身就是个令人绝望的消息，更何况是他这样一位事业如日中天的壮年人。斯顿茨教授却处之泰然，让人敬佩。以下是一篇他近来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原文见这里。]

我的癌症已经升级了：现在正式进入四级（癌症最晚期–译者注）。医生在我的左右肺叶上各发现一个小结——不过是癌症肿瘤的委婉说法而已。这周，我已经开始了化疗。下周，两位胸外科医生会来为我诊治，等到夏天，他们会开刀切除肿瘤。毋庸赘言，这不算个好消息——尽管，由于医学的进步（特别是那些政客们常常攻击的医药公司），这也还不算最坏的消息。还是得看看治得怎么样。

我从前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根据听到和读到的东西，我现在似乎该开始问些问题:为什么会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呢? 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并不难。为什么世界上有重力？为什么太阳从东方升起？从科技方面看有各样具体的答案，但形而上学的答案并不难：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在这儿，答案也同样适用。只有在这个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人们才会有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们指望长寿、无病痛。苦难和早夭（奇怪的词，怎们可以用早晚来修饰死亡）在地球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中间都是常态，在美国的先辈中间也使如此——其实洞识世事的人知道，这在今天美国同样没变。四级（晚期）癌症在中年人中，毫无征兆地来临，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至于问它为什么会落在我头上，其实这个问题有个隐含的前提：我该得个好结局。两个回应。其一，我并不该得好结局——对免予病痛和损失，我不比别人多点什么道德上的理由。很多人比我更有道德，但承受的病痛更多。有些看来没道德的恶人，却轻轻松松过完一生。–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再说一遍，在我看来，这个前提似乎只有一群身处世上最富有国家的经历极为特殊的有钱职业人士才有。我们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基于能力和道德的。不，其实不是。运气、命运、偶然—不管你叫它什么，它对我们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本人的能力或道德。古代的贵族制度根据出身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分配财富和地位，今天所谓“成功制度”根据同样地根据时间地点的偶然来分配财富和地位。差异要远远小于我们想要相信的。一旦理解了这个，恐怕面对最坏的疾病消息，都难以自怜起来了。我的一生得到的已经远超过命运的博彩该给我的。要是在抱怨这一回合的失败，未免显得粗陋——要是我真的败这一合的话；恐怕还未必。

回应之二更简单；来自电影《不宽恕》。Gene Hackman 临终，告诉Clint Eastwood说：“我不该得这么个终了。这么死了。我修房子来着。” Eastwood回答道：“该不该和死没啥关系。”

这个答案是对的，我认为。世界一片混乱，上下颠倒，左右混淆。坏事常常发生，长远打算（例如Hackman修的房子）常常归于无有。该不该和死没啥关系。

那，为啥我们总不会这么想呢？其原因，是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真实的最大理由：我们内心深处期望、甚至要求一个道德秩序——在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秩序存在的世界，我们站在屋顶上发出呼号。好的形而上学理论都得同时解释这两个现象：对所求之道德秩序的期望，和道德秩序存在的无根据。唯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我认为，就是从世界本身在创造时的美好和后来的扭曲、腐化和失范。在我们内心深处深藏着世界本该如何的痕迹；丑恶的现实无法把它们挤出去。当然，现实还是存在；我们无法否认。基督教看到这个现实，按其本相承认它，——但同时看到期望，承认期望的来源。

根本上：我无须他人告诉我为何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同时，我当然也不认为在这个世界的败坏过程中我该是个例外。

但我需要知道一些事。三点，准确点说：第一，不是只有我一个；第二，在我所爱的人和创造我的上帝面前，我的疾病没把我变丑陋；第三，不知如何，好事可能从这些坏事里产生。我的信仰告诉我，宇宙万物的上帝曾尝过我所尝的全部痛苦，并且大过我的万倍。死亡和痛苦不能把人和造物主分离开来——恰恰相反，它们把我们和造物主更加联系得紧密。樊篱变成了桥梁：这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伟大神迹。所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受苦。约伯的故事证实了这一点，上帝决不会拒斥病痛的丑陋，而是接纳那些受苦的人，并且代它们受苦。美丽和丑陋在这里恰好角色互换。约瑟的故事和福音，都表明上帝愿意用最坏的事情成就最好的事。这不会让堕落的世界好上半分，但确实让它更容易应对。

这不是自言自语而已——至少我不希望是如 此。对我而言，这是些有道理的话：这些描述符合我所看得见、摸得着的美丑参半的世界。上面的这些描述回答了我的灵魂所探求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会在我身 上发生这样的事”却不是我要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