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爱国的座标

刊载于《中国报道周刊》“百家争鸣”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爱国，但是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近代中国那样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尤其对知识分子，是将“民族大义”高过一切。中國古代主要是 “ 天下”的概念，“国家”的含义随时间而异，“爱国”和“忠君”紧密相联。应该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炮舰激发出来的，所以爱国也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何以自处，何以自救。在这一时代命题的召唤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各种革新探索的思想家，学术讨论终于跳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圈子，也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接近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这一批人物，站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國人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闭关锁国之痛，再次带着复杂的心情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谁个进步，谁个反动，谁个爱国，谁个卖国，也就是把坐标放在哪里给他们定位？如果说：“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那么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沉浮于我脑海中，近读《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时伟著）一书颇受启发。史学非我专，不敢妄写书评，只是借此抒发一些久积于胸之见。

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这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本能。但是当时严酷的现实是败局已定，中國已无可否认地落后了，唯有反躬自省奋发图强才能自救，而图强之道又恰恰需要向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多痛苦的西方列强学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有识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正在于这“不同程度”：中國究竟落后在哪里？在当世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对自己最有利；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学什么，改什么才能彻底改变中國的落后状况，推动历史前进，这是衡量每个人的言行主张的坐标。一系列的人物：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王韬、郑观应、洪秀全、洪仁干（王旁）、曾国藩、李鸿章等等都要以这个坐标重新定位。

《晚清》一书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荣辱对比开端，层层深入。林则徐是伟大爱国者，也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史有定论。他除一度遭贬抑外，身前身后备受尊荣。但是比他晚二十年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样也是坚决主张禁烟并积极参加两次反侵略战争的郭嵩焘，命运却大不相同。他生前遭到朝野的非议，戴着 “媚外投降”的恶名郁郁以终，直到今天的某些历史著作中对他仍有贬词。二人差别究竟何在？事实上，正是由于郭嵩焘晚了二十年，对中國的根本弱点认识更加深刻，主张向西方学习方面更加彻底，走得更远。作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他有机会亲眼考察西方国家，最终痛苦地得出了中國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养上全面落后的结论。他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夷夏观念，甚至说西方“视中國亦犹三代之视狄夷也”。这在当世可谓石破天惊，怎么能被接受。他还认定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是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凡此种种不但主政者听不进，也远超过传统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观念。所以他报送朝廷如实纪录他所见所闻的出使日记，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在大臣中痛遭诋毁，竟至政府下令毁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在郭嵩焘之前与林则徐同代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经批判华夏中心论，已经认识到朝政的腐败不在于明主还是昏君而是制度问题，并对西方民主有了模糊的向往，不过当时他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就免去了因此获罪。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郑观应、冯桂芬、薛福以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都以不同方式表达过相同的思想。他们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说，西方的长处并不止于物质文明，同时也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中國要改革应学其根本，包括改革政治制度。不过他们本身是传统的士大夫，而且为了能为当世所接受，都煞费苦心尽量从传统文化中找依据。王韬提出了东西方“圣人之道” 相通的理论，而且说“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受欺凌之后能够看出对方所恃之强正是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条件，这对于当世的中國人来说是何等的眼光和识见！当然他不可能与差不多同时生于欧洲的馬克思那样提出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

另一个不断遇到的问题是主战与主和之争。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郭嵩焘、王韬、徐继畲等人都是基本上主张对列强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主动挑衅。其所根据的第一个前提是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目标的估计，他们的基本看法是认为西方国家确有“囊括四海”的野心，但是其手段是通过贸易，对中國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求利，而不是灭亡和占领。从这一估计出发，中國“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这是和的可能性。再进一步是与国外交中占不占理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者之间有没有理可讲？郭氏仔细研究酿成“夷祸”，一辱再辱的惨痛经验教训，发现清政府处理失当，站不住理之处甚多：“中國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诈。中國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國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这几句话掷地有声，生动地概括了清王朝外交的昏庸和进退失据。《晚清》用了“泣血自省”字样，确实道出了郭氏深切痛苦的心情。

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國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揆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纪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一八六○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群众性的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如何区分？英明的统治者应该善于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引导，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进行政策教育”。再进一步则是把“ 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改革开端当日本就是这样的。

但是昏愦而懦弱的清政府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能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或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后又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翻手加以鎮壓。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清》一书所举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福州神光寺事件，虽是小事一桩，却也颇说明问题：两名并未见劣迹的普通英国人在福州城里租屋半年，却引起轩然大波，已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强行驱逐其出城，并且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许继畲则出于“不敢启衅边隅”的考虑，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挤得他们最多住到租约期满就离去。就是这一缓急的分歧在当时却惊动了朝廷，徐氏等人被皇帝斥为“ 抑民奉夷”，屡次降旨追查。半年后两个英国人被迫离去，实际上是按照刘、徐的方针平息的风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来如此小题大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徐、林之间，显然徐的主张比较稳妥而负责任。当时皇帝不察，处理不公，这在君主專制制度下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至今在有些历史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仍以强硬主张为是，以徐继畲为对外妥协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写历史中或是在现实的宣传中有一种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的习惯，进而在意见上也变成绝对正确，这种不客观的态度比比皆是，岂独对林则徐一人为然！

其实林则徐在这一件小事上意见不当决无损于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思想上，到十九世纪中下叶不少人物已经比他更为前进，更加开阔，这也是事实。不过徐继畲等蒙冤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是非判断中一个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把排外与爱国混为一谈。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所有中國人驱赶和打击洋人的举动不论情节如何都受到讴歌，包括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当然，进、退、和、战都只能审时度势个案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暂时忍让与一味退让以求苟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套利用争取来的和平环境励精图治的方略以及付诸实施的决心。这也正是这一批改革者与腐败的清廷的根本区别，自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划线。

同样，撇开传统的定义，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是否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发展提供新的内容为尺度评论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就很难得出曾国藩反动，洪秀全进步的结论。洪氏所设计的和部分实施的“天国”

蓝图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權而等级森严的專制王朝，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和企图消灭私产的空想平均主义，高度集中，一切官办，适足以限制生产力发展，却不足以限制特权的膨胀。他以基督教为旗帜，吸收的并非它的现代精神而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实质上也就是篝火狐鸣的翻版。按照洪秀全的理想如果成功地取代了清王朝，不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他的思想实际上落后于前面提到的一批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有一个洪仁干（王旁）提出了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但是他到南京时已是“天京事变”之后，这个政权已经腐朽，洪秀全虽然在短期内曾让他总理朝政，却不可能也无力采纳他的改革方案。所以洪仁干（王旁）的思想不能代表太平天国的主流。

从这里联想到对中國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如果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这个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專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中國历代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所以都归于失败，这已是共识。既然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如何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成功了又当如何？《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是不朽名著，但是试设想，这批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会有比宋王朝更利民的治国方针吗？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当历史教科书来读，过去赋予它这样的角色是不正常的。诚然，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是“官逼民反”，百姓总是愿意安居乐业，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并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于一定具有进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论对待之。相反，这种造反的手段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农民运动固然有迫使地主階級实行让步政策的作用，例如轻徭役，减赋税，但是并不能改变生产关系，无法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新的反抗的循环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使几千年中國的生产力发展缓慢，政治上更跳不出君主專制的体制。馬克思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之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人物，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馬克思《中國记事》）。这段话过去一向为我国馬克思主义者所回避。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确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不同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它所冲击的是中國最后一个君主專制的王朝。如果说彼时的中國只有彻底推翻这种王朝统治才有出路，那么太平天国在破坏生产力的同时，给了本该灭亡的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客观上为以后的种种改良和革命扫除了一定的障碍。也就是它的作用恰恰在于“破”，而不在于“ 立”。当然不可能要求馬克思预见到此后中國发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

至于曾国藩，对这个复杂的人物已有许多雄文巨著予以评说，近年了渐趋公允平实。就以与本文主题有关的那部分而言，曾氏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一整套思想显然更切中时弊，更富建设性。他以吸引和培养人才著称，许多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批科学家都曾是他的幕府。他所创始的洋务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发展工业总比太平天国的小农经济进步，从中國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论，多少向前推动了一步。但是曾国藩致命之处在于没有摆脱爱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及其实施结果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最后连他自己都只有急流勇退以避祸。正因为处于这个悖论之中，功之、罪之，令史学家争论不休。

撇开政绩不谈，曾国藩至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晚清这一批改革派所见所识，不论自己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存在了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甚至触及许多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思潮之能够形成，而且居然能成一定的气候，是与外来的威胁分不开的。不管国门打开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多么屈辱，在此之前，在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封建社会中即使偶有足以引发根本性改革的新思想，如魏源的二十年代的某些识见超前的言论，只能停留在思想的火花没有成长的土壤，形不成思潮。到来外来威胁使朝廷时时刻刻有危机感的时候，执政者多少也意识到需要某种程度的“变”，所以对改革论着才能容忍于一时。但是这容忍是极其有限的，一切应变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皇权以图苟安，而不是从根本上强国富民，只有在二者暂时吻合之处才采纳一些积极的建议。无知、颟顸加偏见和私立，这个政权已彻底腐败，注定了不可能完成自我革新的历史任务。

不幸的是，中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无论有什么真知灼见只能借助掌握政权和军权者来实现。王韬的曲折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出自传统士大夫的本能，他先也曾走向统治者建言的道路，以冀自己强国克敌的主张见用于当朝，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时还曾为“平叛”上条陈；但是在回了一次太平军占领的家乡见到洪仁干（王旁）之后，又对太平天国产生希望，化名为之出谋划策，为此以“附逆”罪被迫逃亡香港；他在去世前三年还曾见到孙中山，为他润色上李鸿章的意见书。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他是变节动摇，不能始终的投机分子；从以农民运动为革命正统的观点看，他有“反动”历史；从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看，他先在上海租界受雇于洋人，有又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苟活，堪称“洋奴”。但是从怎样才能救中國这个标准看，那么王韬处大动乱世界，来往于当时仅有的两大政权之间，向在位者推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在本质上并无大区别；流亡香港非其所愿，但恰是在此期间他建树最大，为开创中國现代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无论在朝在野，这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饱学之士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熠熠闪光的篇章，其中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未过时，而改革的实绩却不大。尽管他们所继承的是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是非常入世的，他们也的确曾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主张鼓与呼，但最后罢官的罢官，退隐的退隐。两个旷世奇才：魏源最后皈依佛门，王韬晚年耽于酒色甚至吸毒。

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到后来迷信道教到了荒唐的地步。《晚清》的作者在热情赞赏他们的远见卓识之余，责其“思想敏锐而行动怯懦”，“ 甘当配角”。当然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有其弱点，但是就总体而言，与其苛责于前人，毋宁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们只能提供一些思想，却不能提供中國所需要的改变政体的革命。至于自己到前台唱主角，独树一帜，直接唤起民众，以先进的思想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那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不过作为思想家，他们所起的开拓作用功在民族，不可磨灭。

围绕着爱国问题的争论归根结蒂是国门打开以后的中國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外部世界之争。每个爱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救国利民之道？

犹如天下父母莫不爱子女，但是有的溺爱护短，有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父母多有望自成龙之心，而如何培养子女成才取决于父母自己的眼界和世界观。重要的还是本文一开始提出的衡量爱国和卖国的坐标放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仍需要一再提出，是因为无论是在对待历史和对待现实用并未完全解决。有意思的是，《晚清》的作者自己还认为有必要在卷首表明：“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诈”，只是由于旨在本着孟子“不怨胜己着，反求诸己”的古训进行探索，因而没有把大量篇幅放在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一申明看来似乎多余——本来每以本书都有特定的主题，不可能面面俱到——其实并非多余，正说明我国特有的国情。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但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國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不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后名。近邻日本是民族主义极为强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现在处于弱势时“反求诸己”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从以开始就伴随着知识界、政论家以及文艺作品对时弊的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美国衰落说”在国际上颇为流行，其中讨论得最起劲，危机感最强的可能倒是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但是根本不能想像在辩论中会提出爱国与否的问题。衰落论者也不必先表白这是“出于爱美国之心，并无灭自己威风之意”。同样，他国持美国衰落论者也不会被认为是对美不友好。为什么国人在爱国问题上有那么多复杂心态呢？辉煌的古代史与屈辱的近代史造成了种种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和卑躬屈膝、学他国之长与崇洋媚外、审时度势维持对己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混为一谈。深层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尽管有时表现出来的是虚骄之气。新中國成立之后又有一段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强于我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的经历，新仇加旧恨，正当的民族自尊心与历史遗留下来的扭曲心态交杂在一起。在一切服从现实政治需要下，学术界对待历史也只能是遵守划一的教条主义的标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竟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那种与义和团如出一辙的群众“革命”行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中國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空前紧密而复杂的世界中何以自处，仍是不断向每一个中國人提出的问题。爱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倡导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出发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二十世纪末，乃至“跨世纪”的在位与在野的思想精英们理应比十九世纪中叶的先辈心胸更为宽广。什么时候中國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上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建康成熟的时候。

（作者资中筠：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