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 北大的耻辱

任彦芳: 北大的耻辱

——在北大111周年校庆校友会上的讲话

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这是我回家后,根据记忆回想的发言内容,我的发言因为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校友不断鼓掌表示赞同,我下来,不少校友来到我面前,愿和我联系,要了我的名片)

2009年4.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北大理科楼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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