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为恶的政治

郭锐

多年前，在京郊昌平一个叫三味书屋的小店，我第一次见到《叫魂》。翻开第一页，我就难以放下。可我当时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于是就在书架前站了整整一下午读完了它。那时，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尽是被教科书灌输的生产力决定论，第一次读到对专制权力入木三分的解析，又惊又喜：独裁者的困境、官僚旳力量、被权力所操纵的大众的互相攻讦，都是教科书里从未讨论过的。从此，我再也不相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等种种似是而非的套话。

《叫魂》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1768 年春天，一个浙江德清的孤老欲托造桥的石匠作法魇人，被胆小的石匠告发，落得一顿板子；几个化缘的游方僧遭萧山乡民怀疑，给当作叫魂的扭送到官府，中间又 有衙役敲诈，最后僧人被抓进了监狱；苏州的一个乞丐也被当作叫魂的送官，官员刑求太过，死在狱中；胥口镇的和尚与顽童交谈，被怀疑是叫魂的虽然居住在不远 的本地庙庵里，还是不免被扭送见官。涉案的几个是寻常石匠、乞丐、僧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时值康乾盛世，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年月，这些无关紧要的妖术小案，尽管引发百姓些许恐慌，但经官员拘禁嫌犯、澄清事实，事态本该渐渐平息下去。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寻常小事却最终发酵成了席卷半个中国的清剿妖术的运动，这着实令人惊讶。

地方无知百姓对“叫魂“大为恐慌、及至相互告发累及无辜，这本应是统治者所厌恶的，更没有什么可继续追查 的，可是官员据实上奏结案却得到了办事不力的指责。因为从石匠、乞丐、僧人的妖术案件里看到特别之处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乾隆认定这些妖术背后有造反的 阴谋，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一道道上谕、御批从京城发出，地方官员严刑逼供务求拷问出背后主使。有嫌犯胡乱交待主使人，官员查无此人，乾隆却在 朱批中径自认定“罪犯”已改名易姓藏匿踪迹。地方官员只得大肆抓捕以期自保。一时间官员人人自危、告密者兴风作浪、百姓个个惶恐。最终，亲自过问叫魂䅁的 乾隆也不得不承认罗织太过无法自圆其说，案件于是不了了之。

大众对叫魂等魇人妖术的恐慌并不罕见。如何平息恐慌，作为单个历史事件也许并不 值得历史学家着力研究。然而在这个事件中，由于有皇帝的亲自介入和他与官僚系统的互动，展现出专制政治权力运作的基本特点。享有至高权力的皇帝与守旧的官 僚系统的互动、民间社会在这样关系中的处境和政治罪的独特作用，这正是孔飞力教授在对叫魂事件的研究里所关注的。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可以看到 享有至高权力的乾隆是如何用御批暗示自己的意图、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从而成功地把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官员们先是抵制乾隆的意图，后来不得已 努力配合，直至乾隆自己决定放弃；民间因为政治罪的出现互相诬陷成风、累及无辜。

《叫魂》展示的是专制权力运作的机制。虽然皇帝理论上是掌握了最高统治权，但离开官僚体系，皇帝自己可以做的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叫魂故事的早期十分明显。无论皇帝个人的抱负如何，他必须首先面对驯服官僚体系的困 难。当皇帝想要的目标与官僚机构不同时，两者就发生冲突。想要大干一番的皇帝往往不顾官僚体系的阻挠，可是忘了所有的措施还得委托他们执行。结果往往是目的实现不了，甚而至于官僚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到头来把屎盆子扣在皇帝头上。老成持重之臣劝告皇帝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要“扰民”，这句话一方面指皇帝不应荒淫无度增加国家负担，另一方面更是说不要与官僚系统为敌。官僚体系中的某个成员可能因皇帝的震怒而丧生，但是，这个体系是崇祯、乾隆这些皇帝打不败的。皇帝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官员也就坐稳了，这就是妥协。

与官僚体系妥协，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所难以容忍的。面对这么一个“水泼不进”（当年毛泽东评价陆定一的中宣部，就是用的这个词）的庞大怪物，皇帝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皇帝要挑战官僚体系，只有通过诉诸特别的程序以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掺沙子”），最重要的且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 就是”政治罪”。政治罪可以冲破官僚体系，是因为它关涉颠覆皇权的危机。“政治罪”是皇帝可以动员一切力量的理由，这也是他与官僚系统 的共识。 官僚体系容许皇帝享有更大的权力来处理政治罪的问题，因为官僚体系的权力来自皇权。官员必须支持皇帝查处政治罪，以便保证行使他们的权力。叫魂事件的发酵 扩大，就是当乾隆发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官僚体系，于是断言叫魂与谋反有关，以便让这些小案件放在“政治罪”里纠查。（乾隆之后百年，毛泽东同样发现了这一 秘诀，并且在“反右”中尝到了甜头，之后干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政治罪”的追究对夹在皇帝和官僚权力中间的民间社会可有影响？在叫 魂故事里，一旦皇帝与官员发动大规模的清剿谋反的运动，地方立即出现了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和陷害他人的现象。告密邻里参与“妖术”，仿佛某种扔在大 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 让普通人骤然获得了伤害他人的权力。（这一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 借叫魂一案， 乾隆向一直对清庭不满的江南民间下手，让百姓、乡绅、士子内部互相告密检举。（与此类似， “文革”的发动者对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也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 那些借“刀”杀人者，其实自己也不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在这样动荡的过程中，地方上的流氓对于精英的仇恨终于获得了发泄的机会。 平素 “治于人”的普通人，在巨大权力的引诱之下变得热衷于兴风作浪。 受害者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作为一个与朴素道德无关的牺牲品来看，都是无辜的。（“政治罪”对善良风俗的败坏，为文革一代有目共睹。）

多年后，我把如何读完《叫魂》、它如何对我启蒙的往事原原本本说给第一次见到的孔飞力教授听。他完全没有大牌教授的矜持和傲慢，倒是饶有兴趣地问起我当时为什么会有兴趣，后来的阅读兴趣有什么变化，其他人对这本书的看法等。就这样，我们就在哈 佛费正清中心门口如同老朋友一样闲谈起来。想来这次见面应该感谢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他当时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在哈佛各个专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中选拔了十名学生，举办跨学科的一年期研讨班。我是这个新举措的十名受益 者之一，由此也常常去中心参与活动。在其中一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在费正清中心门口碰到一个老朋友，她就把与她同行的一位老教授介绍给我：”这位就是孔飞力教授。”

就是这位白发的先生，多年前让我第一次明白专制是怎样让中国政治陷入了绝境。 《叫魂》里的中国政治是真正意义上“不得不为恶的政治”。儒家追求的仁义是君、官、民共享的政治理想和对具体政治的评价标准，但在专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它只是官僚机构维护有其自身的利益和习惯的工具；为了击败官僚体系、得到被许诺的至高权力，至高统治者只能依赖官员无以抗拒的”政治罪”，加入了对仁义的背叛；百姓则从来与政治参与无缘，一旦皇帝与官员的冲突”将上膛的武器放在大街上”，仇恨与告密立即在他们中间出现，仁义更是无处可寻。于是，在一个有”郁郁乎文哉”的政治理想的国度，无论君、官、民，都无力实践这样的理想。专制权力为根基的政治非但不是孕育仁义的摇篮，反而变成了滋生仇恨和贪欲的温床。

到什么时候，这个“不得不为恶的政治”才能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