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之《晚清以降中国对外交往之怪现状》

晚清以降中国对外交往之怪现状

祝融

 

晚清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屡屡受挫,论者分析,实因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事务上则是“弱国无外交” ,故受挫乃正常现象。然此等论调,国人并非照单全收。巴黎和会消息传来,五四学子奋起抗争就是一例。

果真“弱国无外交”?出任过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的曾纪泽,就发现西方国家即便弱小,都得以保全自主之权:“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法视野中都属于国家主权的享有者。明白这一点,让曾纪泽在与西方人的对外交往中不亢不卑,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利益。

与曾纪泽相比,晚清很多其他参与对外交往的官员都相形见绌。以盛宣怀为例,就干练而言也许并不逊色于曾,但在对外交往中起的作用却毫无建树,甚至起了相反作用。盛宣怀从未将自己的祖国看作与其他国家一样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而国家主权也就被他随意处置。奇怪的是,与此同时盛宣怀却与外国的显赫商人、官员保持良好关系,例如德国军火代理商曼德尔、天津海关的税务司官员德璀琳、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俄国公使喀西尼。史家评论,在本来无需与日本开战的时候,是盛宣怀撺掇李鸿章用北洋舰队和日本海军开了甲午一战。盛玩忽职守至此,让人不胜感慨。而盛的玩忽职守,则大大回报了与他关系良好的外国人:“这场战争使得曼德尔大赚一笔;对于汉纳根来说,则直接促进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对于喀西尼来说,意味着提高了俄国人对北京的影响力;而对于德璀琳来讲,他进一步取得了李鸿章的重用,因此取代了他的上司赫德的地位。”(见苏小和《盛宣怀——李鸿章的经济幕僚》,原文引自斯贝克托《李鸿章和淮军》第602页)

盛宣怀是晚清诸多主持对外交往的官员之典型。众多其他晚清官员在能力方面甚至远不如盛,在心态方面却并无不同。盛在对待自身职责上肆无忌惮的玩忽职守和对待私人关系上没有原则的阿谀奉承,究其根源,是盛宣怀本人将国家利益看作可以与个人利益相交换,从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公心”。甲午海战虽然失败,盛宣怀本人却收获颇丰:除了在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盛还“建立了和这些外国人的友谊,他们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最终能够拿到晚清政府各种商业的机会与权力。”(见苏小和文)这样的官员,当主持国内事务时,也是一样的做法。在1905年国内各省兴起铁路收回利权运动时,盛宣怀却一味依赖借债、甘冒失去铁路主权之风险。各省绅商募集的铁路资金不下6000万元,盛宣怀却建议清廷谕令将民办干线收归国有,终致民族铁路功亏一篑,清政府的最终倒台也就此埋下伏笔。

 

“弱国无外交”只是盛宣怀之流卖国官员的借口。他们在自身职责上玩忽职守,却把问题归结为国弱;他们用国家利益来阿谀奉承,换得与外国商人、官员的良好私人关系。而这些外国人,尽管不放过从中渔利, 对盛的阿谀奉承在私人信函里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鄙夷。(《天津领事信函》,国家档案馆藏))

 

相反,对像曾纪泽这样的官员,与他打交道的外国商人、外交官虽没占到便宜,内心却对他尊敬有加。中法越南战事结束,曾纪泽在巴黎与法国政府进行谈判,立场强硬,但由于清廷上层意图主和,曾被解除驻法公使的职务。回中国前,曾纪泽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发表文章《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译名《中国先睡后醒论》),议论外交事务和中国之潜力。时任美国大使的登比(Ambassador Charles Denby)在写给国务卿Bayard的信中评论此文。(The letter is from The Executive Document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eenth congress, 1887-88. Congressional Edition, Volume 2532, page 211.) 登比大使说:“看到一位敏锐观察者如曾侯爵者,赞誉我国对待中国的友好并公正的方式以及对国际义务与礼让的坚定遵守,让我等十分受鼓励。”(”It is encouraging to see so astute an observer as the Marquis pay so high attribute to the friendly and just dis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 and our firm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ity.”)

 

可惜,曾纪泽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而自晚清以降,在公事上肆无忌惮的玩忽职守和在私人关系方面没有原则的阿谀奉承,一直是中国官员对外交往方面的鲜明特征。直至今日,层出不穷的还是象盛宣怀之流。而近日围绕中欧法学院发生的事,就是这怪现状之又一例。

2011年3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取得“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中欧法学院”、“CESL”、“ECSL”等商标申请。在中欧法学院注册商标一年多之后的2012年7月18日到8月31日期间,汉堡大学先后用“CESL”,“ECSL”,“China EU School of Law”(文字), “EU China School of Law”, “China EU School of Law”(文字和图标)向欧洲共同体商标和设计注册暑(OHIM)申请了以汉堡大学为唯一所有人的五项商标,其中:CESL和ECSL已于2012年11月15日获得了OHIM批准;EU-China School of Law(文字)、China-EU School of Law(文字)两项商标申请正在审查期;China-EU School of Law(图案)尚在公告期内。

中欧法学院中方院长方流芳教授提出抗议,却不料汉堡大学已釜底抽薪:汉堡大学官员已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校方驱逐提出抗议的中方院长,以此为基础延长中欧法学院项目两年并立即拨款100万元经费。中方校长竟一口同意,作为项目延长两年的前提条件接受。前述中欧法学院提出的商标异议云云,就此陷入僵局,眼见公告期满,汉堡大学即将取得商标。

方流芳院长以寓言警告中方校长,说恶果必到,中方校长恐一无所得。寓言名为《2012年童话:弑子婚姻》,内容如下:

村妇桂花招日耳曼人汗髱为婿。桂花浅薄愚钝而不求上进,贪小利而胸无大志,喜张扬而一事无成,唯以嫁与日耳曼人为荣。桂花婚后常窃喜傻笑,以为自此脱亚入欧,高人一等,汗髱极鄙视桂花。汗髱性贪婪、凶悍而故作憨态,阅世深而假装天真,以婚姻为谋利之具。汗髱与桂花有婚前约定如下:“婚期5年,中外嘉宾赠送礼金300万欧元全部存入汗髱在德国银行的帐户;生子共同抚养5年,汗髱承担一半抚养费。”

桂花生子,取名赛尔。赛尔与父母迥异,仪表堂皇,天资聪颖,落地即饮食奔走如成人,日随教师方鼎练武习文,数月后矫健如飞,下笔万言,方鼎深喜爱之。汗髱见赛尔卓越超群,与方鼎情同父子,遂畏惧、忌恨,窃与桂花言:“赛尔随我等婚姻而生,亦当遂我等婚姻终结而亡。赛尔不能活过五岁,婚期届满日,当结束赛尔的性命。”桂花唯唯。方鼎闻之大怒,斥桂花虚妄糊涂,不知国法,桂花一时汗颜语塞。方鼎遂全权监护赛尔,常携剑盾在身,以防汗髱加害。汗髱自恃有若干在华洋人冒险家撑腰,屡屡挑衅方鼎,桂花不言语,汗髱更嚣张。方鼎忍无可忍,与汗髱对决数次,每次不过两招,方鼎即单臂制服汗髱,汗髱狼狈不堪。方鼎警告汗髱:“你们婚期有期,赛尔生命无限。你和桂花何时离婚,无关我事,但谁敢动赛尔一根汗毛,叫你立时趴下。”

汗髱衔恨,遂克扣赛尔生活费一年,桂花不言语,然方鼎早有应对。汗髱偷偷以赛尔之名在德国注册商标,称:赛尔如不听命,就剥夺赛尔的姓名,让赛尔成为无名无姓之人,桂花不言语,然方鼎已将赛尔之名在中国登记造册,赛尔无虞。

汗髱自忖:“方鼎挡路,如何是好?”遂求教于桂花村里游手好闲之“带路大哥”,诱之以巧克力一枚。“带路大哥”云:“婚期即将届满,桂花坐立不安,惟恐一日为弃妇,终生在村里无地自容,不妨虚与应付,诺以延长婚期,此无知村妇定会见利忘义,赶走方鼎。”汗髱闻言大喜,遂诱劝桂花,曰:“方鼎乃一桀骜不驯之狂人,赛尔常随方鼎,耳濡目染,日后定与我等离心离德,此何以堪?只要你赶走方鼎,咱俩婚期就可延长两年,我立马从德国给你拨款100万欧元,作为赛尔和你的生活费。如何?”桂花先是神情呆滞,继而点头傻笑,进而给方鼎下逐客令,并上网公告。方鼎拂袖而去,与赛尔依依惜别。

一年后,赛尔失踪,疑为汗髱谋杀,桂花为同谋。村里也有传说,说是方鼎救走了赛尔,两人都隐姓埋名。两年后,汗髱与桂花离婚,汗髱银行帐号里的礼金余额尚有200万欧元左右。桂花一无所有,回到村里,与“带路大哥”一起办起“涉外婚姻辅导班”,现身说法,言传身教,村里人称之为“厚脸皮桂花”。第三年,汗髱在中国有了第二次婚姻,收到中外嘉宾的礼金150万欧元,又统统存进了他在德国的银行账户。

原文见http://fangliu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50019

(本文作者注:赛尔:CESL,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汗髱:汉堡大学,中欧法学院的欧洲合作方;桂花:中国政法大学;“带路党”:熟悉中国情形、为欧方出险恶招数牟利的卖国者;方鼎:中欧法学院中方院长方流芳教授。)

但方教授的这些警告,也怕是春风过驴耳而已:对中方官员而言,失去商标的玩忽职守不必考虑,等到东窗事发,该人早已另谋高就或安然退休,何须多虑?同意汉堡的要求,不仅能让外方高兴,还能多得100万欧元的经费、多一个位子安排自己的亲信,何乐而不为?中国官员对外方没有原则的阿谀奉承,于是又一次上演。

在公事上肆无忌惮的玩忽职守,和在私人关系方面没有原则的阿谀奉承,百年前让国人愤怒,今日亦不能让人轻易释怀。如曾纪泽之“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的确信,何时变成中国官员的确信,中国之对外交往,方有不卑不亢、进退有度的自信。否则,官员便会”坐立不安,惟恐一日成为弃妇“,而带来的结果,就是轻弃合法权益、自侮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