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锐: “不得不为恶的政治”

不得不为恶的政治

 

郭锐

 

多年前,在京郊昌平一个叫三味书屋的小店,我第一次见到《叫魂》。翻开第一页,我就难以放下。可我当时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于是就在书架前站了整整一下午读完了它。那时,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还尽是被教科书灌输的生产力决定论,第一次读到对专制权力入木三分的解析,又惊又喜:独裁者的困境、官僚旳力量、被权力所操纵的大众的互相攻讦,都是教科书里从未讨论过的。从此,我再也不相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等种种似是而非的套话。

《叫魂》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1768 年春天,一个浙江德清的孤老欲托造桥的石匠作法魇人,被胆小的石匠告发,落得一顿板子;几个化缘的游方僧遭萧山乡民怀疑,给当作叫魂的扭送到官府,中间又 有衙役敲诈,最后僧人被抓进了监狱;苏州的一个乞丐也被当作叫魂的送官,官员刑求太过,死在狱中;胥口镇的和尚与顽童交谈,被怀疑是叫魂的虽然居住在不远 的本地庙庵里,还是不免被扭送见官。涉案的几个是寻常石匠、乞丐、僧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时值康乾盛世,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年月,这些无关紧要的妖术小案,尽管引发百姓些许恐慌,但经官员拘禁嫌犯、澄清事实,事态本该渐渐平息下去。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寻常小事却最终发酵成了席卷半个中国的清剿妖术的运动,这着实令人惊讶。

地方无知百姓对“叫魂“大为恐慌、及至相互告发累及无辜,这本应是统治者所厌恶的,更没有什么可继续追查 的,可是官员据实上奏结案却得到了办事不力的指责。因为从石匠、乞丐、僧人的妖术案件里看到特别之处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乾隆认定这些妖术背后有造反的 阴谋,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一道道上谕、御批从京城发出,地方官员严刑逼供务求拷问出背后主使。有嫌犯胡乱交待主使人,官员查无此人,乾隆却在 朱批中径自认定“罪犯”已改名易姓藏匿踪迹。地方官员只得大肆抓捕以期自保。一时间官员人人自危、告密者兴风作浪、百姓个个惶恐。最终,亲自过问叫魂䅁的 乾隆也不得不承认罗织太过无法自圆其说,案件于是不了了之。

大众对叫魂等魇人妖术的恐慌并不罕见。如何平息恐慌,作为单个历史事件也许并不 值得历史学家着力研究。然而在这个事件中,由于有皇帝的亲自介入和他与官僚系统的互动,展现出专制政治权力运作的基本特点。享有至高权力的皇帝与守旧的官 僚系统的互动、民间社会在这样关系中的处境和政治罪的独特作用,这正是孔飞力教授在对叫魂事件的研究里所关注的。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可以看到 享有至高权力的乾隆是如何用御批暗示自己的意图、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从而成功地把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官员们先是抵制乾隆的意图,后来不得已 努力配合,直至乾隆自己决定放弃;民间因为政治罪的出现互相诬陷成风、累及无辜。

《叫魂》展示的是专制权力运作的机制。虽然皇帝理论上是掌握了最高统治权,但离开官僚体系,皇帝自己可以做的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叫魂故事的早期十分明显。无论皇帝个人的抱负如何,他必须首先面对驯服官僚体系的困 难。当皇帝想要的目标与官僚机构不同时,两者就发生冲突。想要大干一番的皇帝往往不顾官僚体系的阻挠,可是忘了所有的措施还得委托他们执行。结果往往是目的实现不了,甚而至于官僚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到头来把屎盆子扣在皇帝头上。老成持重之臣劝告皇帝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要“扰民”,这句话一方面指皇帝不应荒淫无度增加国家负担,另一方面更是说不要与官僚系统为敌。官僚体系中的某个成员可能因皇帝的震怒而丧生,但是,这个体系是崇祯、乾隆这些皇帝打不败的。皇帝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官员也就坐稳了,这就是妥协。

与官僚体系妥协,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所难以容忍的。面对这么一个“水泼不进”(当年毛泽东评价陆定一的中宣部,就是用的这个词)的庞大怪物,皇帝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皇帝要挑战官僚体系,只有通过诉诸特别的程序以期以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介入乃至打破官僚机器的常规运作(这也就是毛泽东讲的“掺沙子”),最重要的且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 就是”政治罪”。政治罪可以冲破官僚体系,是因为它关涉颠覆皇权的危机。“政治罪”是皇帝可以动员一切力量的理由,这也是他与官僚系统 的共识。 官僚体系容许皇帝享有更大的权力来处理政治罪的问题,因为官僚体系的权力来自皇权。官员必须支持皇帝查处政治罪,以便保证行使他们的权力。叫魂事件的发酵 扩大,就是当乾隆发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官僚体系,于是断言叫魂与谋反有关,以便让这些小案件放在“政治罪”里纠查。(乾隆之后百年,毛泽东同样发现了这一 秘诀,并且在“反右”中尝到了甜头,之后干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政治罪”的追究对夹在皇帝和官僚权力中间的民间社会可有影响?在叫 魂故事里,一旦皇帝与官员发动大规模的清剿谋反的运动,地方立即出现了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和陷害他人的现象。告密邻里参与“妖术”,仿佛某种扔在大 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 让普通人骤然获得了伤害他人的权力。(这一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也许并不陌生。) 借叫魂一案, 乾隆向一直对清庭不满的江南民间下手,让百姓、乡绅、士子内部互相告密检举。(与此类似, “文革”的发动者对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也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 那些借“刀”杀人者,其实自己也不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在这样动荡的过程中,地方上的流氓对于精英的仇恨终于获得了发泄的机会。 平素 “治于人”的普通人,在巨大权力的引诱之下变得热衷于兴风作浪。 受害者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作为一个与朴素道德无关的牺牲品来看,都是无辜的。(“政治罪”对善良风俗的败坏,为文革一代有目共睹。)

多年后,我把如何读完《叫魂》、它如何对我启蒙的往事原原本本说给第一次见到的孔飞力教授听。他完全没有大牌教授的矜持和傲慢,倒是饶有兴趣地问起我当时为什么会有兴趣,后来的阅读兴趣有什么变化,其他人对这本书的看法等。就这样,我们就在哈 佛费正清中心门口如同老朋友一样闲谈起来。想来这次见面应该感谢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他当时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在哈佛各个专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中选拔了十名学生,举办跨学科的一年期研讨班。我是这个新举措的十名受益 者之一,由此也常常去中心参与活动。在其中一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在费正清中心门口碰到一个老朋友,她就把与她同行的一位老教授介绍给我:”这位就是孔飞力教授。”

就是这位白发的先生,多年前让我第一次明白专制是怎样让中国政治陷入了绝境。 《叫魂》里的中国政治是真正意义上“不得不为恶的政治”。儒家追求的仁义是君、官、民共享的政治理想和对具体政治的评价标准,但在专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它只是官僚机构维护有其自身的利益和习惯的工具;为了击败官僚体系、得到被许诺的至高权力,至高统治者只能依赖官员无以抗拒的”政治罪”,加入了对仁义的背叛;百姓则从来与政治参与无缘,一旦皇帝与官员的冲突”将上膛的武器放在大街上”,仇恨与告密立即在他们中间出现,仁义更是无处可寻。于是,在一个有”郁郁乎文哉”的政治理想的国度,无论君、官、民,都无力实践这样的理想。专制权力为根基的政治非但不是孕育仁义的摇篮,反而变成了滋生仇恨和贪欲的温床。

到什么时候,这个“不得不为恶的政治”才能走到尽头?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这篇文章似乎是柯伟林教授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有其近代史渊源这一主题的继续,很多看似无关的线索互相接上以后,让我们熟悉的近代史的面貌为之一变。]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一 导 言

无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國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众所公认,在过去二十年里柯文所称之为「着重内 部研究」的方法对中國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國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 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國」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 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偶有中國人受到过早期民国议会实验的直接影响,但每一个中國人将都经历了列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致命的混合体制:即毛 澤東所称谓的中國共產主义。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于中國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 里,中國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为所有汉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非汉人)声称所属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國」──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 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自后进到强权的演变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我们只需比较两次中日战争的长短和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对比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与民国末期中國的表现:1900年一小批西方军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战争中國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后,人民共和国──它的军队诞生于国民时代──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成千上万军队战成平手。军事力量部分由 工业化造成,而工业化则建基于前所未有的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开放。民国时代见证了一段中國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代」与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没有外国的 合作与投资,二者都不可能。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國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 义到共產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國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二 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外交史还未进入民国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任何一时期的学者那里,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取得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初欧洲历史著作中那样的显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节信件,兰克写出了一段《王室与民族》的历史,虽然他写的欧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关于近代中國对外关系 史的著作则多将贸易置于外交之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含混不清的领域。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学派长期 主宰学术研究,视国家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性的、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其行为是由外部而非内部因素所驱动(所谓「外交政策优先」)。但关于中國对外关系史最 有影响的著作则总是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只是在最近这种思路宽泛、方法综合的研究才被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 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 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國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和杜罗瑟尔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 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和韩特这样国 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國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澤東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階級因素, 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寧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 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國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國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 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國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國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福伯斯、乔丹、威斯塔德、孙友利、克立福德、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 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國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 的中國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國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國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 H.B.Morse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國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巴斯和列维等人的著作。中國作者 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國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 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國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 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國,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 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國人的」和中國的神圣国 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 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 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 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達賴喇麻的称号,尽管这位達賴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國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 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國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國大肆鼓吹逃到中國本土的班禅喇麻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達賴 喇麻。然而在1940年新達賴喇麻被命名时,国民黨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達賴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 部,中國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 中國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國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國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國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 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鎮壓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國国家政权几无实际 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國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國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黨政权仍拒 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黨中國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 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黨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 想分裂出中國。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2日,共產黨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 國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國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 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國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國自己 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國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 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國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國治下的大国:美 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國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國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國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黨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國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 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黨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獨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 介石力排国民黨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產黨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 產黨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獨立(487 ,000 票对 0票)。毛澤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 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國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 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 民国时期中國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國本土的主权。当毛澤東1949年宣布中國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 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國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 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國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一书,这一 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國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黨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國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 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國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黨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 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 「中國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國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 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國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 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國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 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國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 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对租界内中國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 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國外交议 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國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國 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 边界的维护──当中國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 助于中國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 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獨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獨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 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 不仅告诉了中國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國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 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黨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 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 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给中國公使蓝普逊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國人持续不 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國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 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國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國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國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國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獨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國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 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國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 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 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國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黨政府1927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國被列强联合盘 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國仍是「一潭稀 泥」;但到了1945年中國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國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 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國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國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 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國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 (1938- 1940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 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國的生存,训练了中國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 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國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國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 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國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 战斗给中國人民、中國经济和中國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國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 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 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 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國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已见于柯博文的杰作《面对日本》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黨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抵制日货运动。他认为这 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國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國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 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 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成为一种文化决斗后至死方休的敌人。

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國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 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國共產黨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黨的中國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國的主权以及中國在世界上自立的 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开创性 的研究《胜利之砧》,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產黨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國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 和中國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國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 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國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國共產黨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 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獨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獨立自主于共產国际和苏联导师。在共產黨「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可以看 到有些主脉延续到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澤東将 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三 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國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 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國 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 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描写道,这座城 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 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 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 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 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 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國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國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 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 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國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 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國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 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國二十 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階級、无产階級、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國政治史上绝无先 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獨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寧主义黨国。

从1924年至今,黨国是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產黨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國特色的黨治」──但黨国的思想谱系 从列寧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黨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黨为南京新都 ──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黨中央黨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 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黨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黨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黨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 术研究中取代黨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國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 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獨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 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國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 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國「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 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 在,而国民黨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國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 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國共產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產」决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國的共產 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產主义或是从台尔曼到豪尔等西方共產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產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國共產主义的文献,从史华 慈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國共產黨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黨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 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產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產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國政治生活的大量干 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國共產黨,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國黨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國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 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黨和共產黨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國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 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國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國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國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黨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 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產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 「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黨的中國,后是共產黨的中國,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 ──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國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 职」在中共黨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 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黨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產黨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 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 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國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 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國的西方人亦然。中國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 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 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國「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 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黨统一中國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 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 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國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 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國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 生土长的各类中國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國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 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是斯特罗斯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國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 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 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黨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 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1928 – 1938 年间国民黨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 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的相互影 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國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 当中國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 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國青年人齐聚在中國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 究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國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國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國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 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國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 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 观」的基础上将中國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權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黨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 國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國人和外国人相聚 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國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階級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國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 证了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獨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 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國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和裴宜理重 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 文化,瓦萨斯特罗姆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國的银 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 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 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國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國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國的存在为中國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 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國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國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 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階級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 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 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 1937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國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 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國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 为晚期国民黨和早期共產黨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國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 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 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國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 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國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 结 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國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 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國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國,他们的机构、公司、家 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國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國人民用毛澤東的话说是「站起来 了」,但却把中國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國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 功地维护了中國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國晚清所 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國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國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 ──译者注)。中國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 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國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 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國人和在中國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國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 年度商谈,中國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國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 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國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 前的国民黨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澤東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國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 國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國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

魏 力 译  陈意新 校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第四十四期

作者:柯伟林

China’s Procedure of Death Penalty Review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adopted the procedure of death penalty review, which requires all pending death penalty cases to b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efore the execution. However, a recent case shows that such procedure may be ineffective.

Yang Damin, an attorney from Jingdu Law Firm, said that his client Luo Li was executed even before the judges from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pproved the case. Luo Li’s case was among those trialed during Bo Xilai’s campaign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in Chongqing City.

Luo Li

Here’s Xinhua News’ report on Luo Li’s case: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1/31/c_121045167.htm

Here’s Mr. Yang Damin’s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on Zhou Dawei’s blog site):

http://sunguodong2002.blog.sohu.com/218895160.html

堂堂最高法院竟看重庆脸色
杨大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向张老师汇报一个案件,我是重庆打黑的最后一批律师。这个案件被告人是重庆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叫罗力,我跟田文昌田老师经手的,当时已经走死刑复核程序了。

我们到最高院去阅卷,不让阅一审二审的案卷,说最高院死刑复核程序中没有规定阅卷权。后来是一二审律师提供的卷,结果发现有重大嫌疑,这个人不 能杀。当时给他定的是一个故意杀人罪,他指使的人用的枪是布朗宁,结果现场取获的是柯尔特,枪型都不一样,这是重大的疑点,至少是不应该杀的,我们就提出 来了。

第三次会见是2011年12月29日,我跟田文昌老师一起去的。刚下飞机,陪同的重庆市公安局警察说不同意会见,之前两次我去反而让见了,第三次已经接近尾声了,说不让见了。我说为什么不让见?他说必须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同意,我们王局长就是这么定的。

我说,第一,法律没这个程序,第二,你没这个资格。因为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了,已经离开重庆了,你一个重庆公安局的,所 谓专案组,有什么资格说必须由最高法院来决定。但是没办法,就给最高院打电话,最高院又给重庆高院打电话,重庆高院说同意会见,这样30日中午12点半正 式见到了,他们说这是破天荒了,中午从来没让人见过,他还挺有理。见完以后,罗力说要检举揭发一起案件,为了活命嘛。我们一看检举揭发可能会有重大立功, 就赶紧回到北京,第二天给死刑复核厅提交了一个报告,紧急情况反映,就是这个罗力已经检举一起重大案件,而且重庆公安局也准备继续侦查。

1月5日上午,我接到了家属电话,明天上午执行死刑。戏剧的是,这个电话刚打完,最高人民法院给我打电话叫我下午两点去一趟,说征求下我的意 见。去了以后,几个法官说,你们反映的我们非常重视,经过核实,这个事情和罗力没有关系,我说那看来就没有希望了,我说什么时候出结果呢?说很快你就知道 了,其实第二天就杀头了。

这个事情悲哀在哪里?就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都要看重庆的脸色,这是2012年1月6日毙的,2月6号王/立/军跑了,就一个月的时间,中间还有个春节,如果再坚持一个月,这个人就能活。

萧婷:最后的燕大

萧婷:最后的燕大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Continue reading

罪比人眼见的更大 —-《朗读者》中的道德和法律追问

《朗读者》(2008)中的道德和法律追问

 

郭锐

 

 

1. 纳粹狱卒的秘密

 

 

 

一个普通的女性纳粹狱卒,宁肯被判重刑,也要保守她是文盲的秘密。为什么?

电影的主人公一直在追问,观众也一直在追问。有论者认为,是纳粹的洗脑,带来了这个女性狱卒的空虚、她的残酷、她的不正常的情欲,让她成为一个没有爱的人。论者似乎暗示,这个监狱守卫保守秘密的行为不过是她诸多人性扭曲的其中之一。

纳粹的洗脑表现在一种潜藏在日常言行中的集体主义语言和意识。论者敏锐地注意到狱卒汉娜在法庭上的辩解常常使用“我们”而不是“我”——这是她长久被纳粹思想主导的结果。奥威尔曾分析过这类语言的可怕:“政治语言——这点有所变动地适用从保守到无政府主义的所有政党——的设计就是要让谎言听起来真实、谋杀听起来可敬、让捕风捉影之事看来翔实可信。”点破这类语言所掩盖的真实,常常会让人惊心动魄,就像法官对汉娜的追问:“说‘我们’都有罪,比单单说‘我’有罪,是不是让你舒服一点?”

论者接着分析,因为汉娜的集体主义意识,她对自己个人罪责的抗拒承认,她的爱也只是一种权力游戏而已——保守秘密的秘密,和她与迈克之间的隐秘感情一样,都源自她的权力欲望。汉娜对迈克的爱与并无灵魂的委身,而纯粹是在利用年少迈克对自己身体的迷恋来证明自己权力。论者以为这与汉娜之前法西斯的信仰有关:“在集中营,汉娜在被关押者面前的强势,依靠的是纳粹制服。当她成为售票员后,她可以依靠的,只有年龄和身体。因此迈克必须是一个少年,汉娜才能在他们的性关系中继续处于强势。”

论者所言固然入木三分,但影片中的不少细节似乎在拒绝这样单面向的分析。两人初次相见,是因汉娜路遇陌生人迈克恻隐之心发动把生病的迈克送回家中,这不像是权力的表现;当迈克为两人的争吵道歉的时候,汉娜说出“我爱你”的神情,实在不像是权力欲得到满足,而展现出真正的内心彷徨和感动。32岁和15岁之间的爱永远都会让人狐疑,但让迈克一生魂牵梦萦的经历,却难以全然简化为权力之下的情欲。(当然,即使在汉娜和迈克看来,这段感情也显得零落残缺。 迈克一生的回忆,集中在他们的相遇和短暂的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迈克从来没有经历与汉娜心心相映的时光,爱对他是从生活之外的给予,时刻有失去的危险;汉娜则从一开始就深知与迈克只是露水姻缘,从未有过地久天长的盼望。)

——也许让我们得以认识汉娜人性的,恰恰是她保守的一个小秘密中残留着的羞耻感。

 

2. 审判的权柄

 

汉娜为纳粹工作的罪行遭到了审判。审判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件件证据、一个个嫌疑人、一场场法庭辩论陆续在法官面前出现。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被具体化为挑选体弱者遣返到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检察官控告汉娜和其他守卫见解的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谋杀。当其他守卫都极力避免直接面对指控的时候,唯独汉娜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这在当时再正常不过,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秩序。那些体弱的囚犯,迟早会被送走的,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在监狱里的艰辛劳作,就是不走,他们也会累死。检察官和法官对此并不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是,汉娜是不是主动自愿的去执行挑选体弱者以便处死的命令。汉娜觉得他们在有意误解她。

更让汉娜不能忍受的是法庭对撤退途中被守卫关进教堂的犹太人死亡责任归属的看法。检察官、法官都事先就认定,守卫把犹太人关进教堂,在失火之后又不主动施救,就是谋杀。汉娜争辩道,犹太人本来被安置在泥泞的路边,饥寒交迫,如果不进教堂的话,死亡也会临到他们头上。失火之后,守卫开始根本不知道,之后发现,也因不知打开门之后如何才能保持秩序而犹豫,再加上大火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很快教堂里的犹太人已经全数死亡。法庭完全不听这样的解释。其他的守卫更把责任全部推给汉娜。其他的守卫编造说是汉娜决定一切,甚至说她独立撰写了报告。荒谬。一个不识字的人,如何能撰写报告。可是汉娜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承担罪责。

不理解我的人,不能审判我。不能要求我说出一切。

这是汉娜对违心认罪的解释。她在法庭上,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是文盲,宁愿承认更严重的指控。汉娜不是不认罪。她知道她干了什么——法庭上辩解的她,从没有说自己做的是对的——她想说的只是“别人也和我犯了一样的罪。”让她愤怒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其他守卫,却把罪责一股脑都推到她身上。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那些过去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的人,如今却变成了她审判的旁观者、乃至高高在上的法官。

在汉娜的不服中,提出了战后的德国人们不愿面对却躲避不及的终极问题: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究竟是谁的错?只是那些像汉娜一样为纳粹工作的德国人的错吗?战后的德国人想要通过审判纳粹,重新确立正义的标准,这份努力却遭遇了尴尬的追问。如影片中一个法学院学生在研讨班上所说:“你们那时不知道吗?你们都知道,欧洲有上千个集中营。问题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还要沉默、继续做帮凶?而你们现在看到了结果,为什么还有脸活着?”

面对这个问题,如同那位课堂上的德国法学家一样,德国人无法给出回答。并不只是德国这个民族懦弱,整个欧洲都为二战犹太人遭到种族屠杀而缄默。欧洲不能相信,在民主日渐推进、法治蒸蒸日上的欧洲却无法抑制这样的邪恶。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前的魏玛共和国,有着公认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民主和宪法。然而,恰恰是这民主,选出了纳粹主义者,全民支持;而这法治,则将屠杀的行为分解为控制、监禁直至剥夺生命,有条不紊。

这个事实不能为德国人接受,是因为它有难以承受的后果——如果是全体德国人都有罪,那怎样才可能为自己赎罪?不可能。德国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尽管他们知道每个德国人都参与了投票,每个德国人都在纳粹的罪上有份;那些战后德国主导纳粹审判的社会精英更难脱干系:除了极为少数被关进集中营者甚至被杀害的反纳粹领袖如朋霍费尔等,这些掌握社会资源、主导公共思想的精英们在纳粹主政期间,难道不算是默许了他们眼前的罪恶么?

看到战后那些普通的德国人变成了旁观者、德国社会精英则变成了罪责的追诉者,这让作为纳粹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小人物,如汉娜,不能信服。影片里,当庭上的法官用抽象的法律词汇居高临下地追问汉娜的罪责时,汉娜愤怒、不平乃至绝望。战后的审判实际上是确认,必须有少数人为共同的罪责承担责任。于是,汉娜必须被判刑。集中表现这一结果的,是一个影片中有事实和象征双重意义的情节:她的守卫同事们强诬她曾写了一份对集中营所有恶行负责的声明。

 

3. 罪与绝望

 

法庭上,她承认了一切指控。不是因为她的虚荣,而是因为她的绝望。连与自己同案受审大的人都对自己如此,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留恋?汉娜知道世间的美好,却自忖与一切美好无缘,绝望备至。

绝望的人即使肢体还能挪动,心灵却早已死亡。绝望,就是死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听到的律法:吃果子的那日,你必死亡。亚当和夏娃吃了之后,方始明白,上帝所说的死亡乃是与上帝的永久隔离。汉娜在法庭一定体会到了当日亚当和夏娃面对天使带火的剑时同样的绝望。

法庭外,普通德国人同样为绝望所折磨,如同迈克。迈克内心与汉娜认同,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肌肤之亲,更是因为他自认在朗读过程中了解了汉娜——一个可以和他一同欢笑、一同悲哀的人——迈克的爱人。迈克知道汉娜内心与自己一般无二,倘若她犯了罪,自己也无从免责。她在审判中的绝望,也传给了迈克——他结婚,又无法保持婚姻,因为已经对爱失去了指望,也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正义。

纳粹的奥斯维辛之后,没有人可以继续忽略人的罪和它的后果。犹太人在追问的是,上帝如何会容许这样大罪恶;而基督教神学家则不得不反思自由派神学对罪的问题的忽视。二战前,基督教神学对社会进步观念毫无指摘地全盘接受,实际上边缘化了上帝的主权,失去了探讨罪的问题的根基。他们开始片面强调上帝的爱,而拒绝一位施行末日审判的上帝。二战后,再没有人质疑上帝的末日审判是否合乎真正的上帝慈爱的形象。奥斯维辛之后,人们的困惑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为何不立即向屠杀者宣判硫磺火湖的永刑?

终于,奥斯维辛的悲剧终结于纳粹的战败。二战后,人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收拾人类犯罪的残局。神学、伦理学的思考,终于付诸行动。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开启了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审判。不仅是发动战争的纳粹领袖,还有类似汉娜这样纳粹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都需要面对审判。古希腊人相信,审判的功能是净化。审判之后,城邦的道德得以恢复,人们知道了何为善恶,就可以恢复良好的社会风尚。《圣经》里,审判是对罪行的清算,除去罪之后,人就生活在一个物华天宝的新天新地。审判似乎对战后的欧洲是一个良方,可以帮受伤的社会正义康复。

然而,审判所揭示的问题,却远远大于选择审判的人们期待的,也给审判本身带来了不能承受之重。受审的纳粹领袖并不像人们期待发现的那样穷凶极恶,倒像是很多普通人。阿伦特评价纳粹党卫军的头子,说他身上有的是一种“平庸的恶。”而普通纳粹成员罪责的确定也给法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个受命向犹太人开枪的普通士兵是否应为他执行命令的行为承受刑罚?法学家们写出了连篇累牍的文章进行研讨。

刑法上的罪责也许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应对人们对法庭、对自己的道德追问。法庭无法回答这个难题。于是,汉娜抗拒了审判。她没有因为最后被定罪得到心灵的宁静,她周围的人也没有——即使有,也是虚假的宁静,会随着年轻人对真相的追问和后来真相的展示而被打破。审判给德国人带来了终生的道德困扰,就如迈克的一生。也许,这是人类法庭的局限。汉娜不是不愿受审,而是宁肯受到真正的审判。她说,只有那些死去的人才能审判我:“他们天天晚上都来找我。”这不是拒绝受审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减轻道德罪责的托辞,却是汉娜对自己真正的残酷。在那些死去的灵魂面前,她数十年夜夜不得安息。

虚荣和残酷,同出一源。不承认自己不识字这令人难以相信的虚荣和宁愿让自己受良心折磨的残酷,源出汉娜对自己的道德追问。人终究得去面对自己的罪责问题,即使不承认人类法庭的权威,也不会让这个问题的重量减轻丝毫。

审判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

 

4. 罪恶之大

 

真正追溯纳粹罪恶的根源,若不让所有人的灵魂都直面这个问题,就不会成功。案件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判决:一个目不识丁的狱卒,被法庭认定撰写了纳粹需要的报告。—这是真正的悲剧。

悲剧是不是来自人在了解事实上无能为力?是不是法官了解了汉娜不识字的事实,就不会有像影片中一样悲惨的结局了呢?倘若是古希腊人,他们就会说当然。这个隐藏了重要证据的审判,似乎是古希腊悲剧里好人让好人受害的展现。古希腊人的故事里,并不来源于坏人对好人的迫害,而是来源于好人之间的冲突。例如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做事情并无恶意,其父母也未曾有丝毫为害的行为。然而结局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最终自剜双目—冲突、心碎、痛苦、死亡,好人在并无一个坏人作祟的情况下,最终走到了悲惨的结局。在古希腊人的视野中,应该是法庭缺乏证据导致对事实的无知,让汉娜走进了自己服刑的监狱。

然而,汉娜的无辜受刑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证据问题。人类历史上,明知是错、却“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情形,可曾少了?电影中麦克和法律教授的讨论表明,法官从本心来看,并不认同汉娜所追求的正义。法官原本就在踌躇,果真如汉娜本人的期望,对隐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参与纳粹的罪行都进行清算的话,这个社会又何以维持世俗的秩序呢?汉娜对清理全部罪恶的坚持是否合理?主审的法官和支持审判纳粹的其他社会精英,不愿将审判扩张到整个社会。这些人的确信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世间正义本来如此,就是上帝亲临,也无可变更。但这确信却无法说动已沦为阶下囚的汉娜:她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宁愿付上在狱中度过余生的代价。

卡恩在《走出伊甸园》里区分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希伯来传统里的悲剧的区别。他分析道,古希腊人认为,像俄狄浦斯所经历的,完全是因为人的无知。倘若设计陷害俄狄浦斯的诸神没能瞒过俄狄浦斯,倘若俄狄浦斯知道他生身父母的身份,悲剧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与此相反,希伯来人的旧约传统认为,悲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的无知。人即使知道自己行为全部的后果,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罪的引诱。倘若我们认同后者,也许就明白,即使邪恶的根源大白于天下,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即使知道真相,也不一定会直面邪恶。就算被揭穿,人还是会假装不知道,邪恶也将继续下去,这是我们更常看见的世态。

德国人的决定是,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决定隐藏:与其让罪恶的根源大白于天下,让人们互相看到自己人性里真实的罪恶而决定拒绝悔改,以至人们绝望,还不如让假象隐藏这些,为世界存留一点虽然幼稚却依稀可见的希望;假如全面清算纳粹的罪恶,那么就是每个人都得向世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每个人都得悔改,德国人不能都承认是罪人。

这个决定,让电影中的汉娜含冤受屈,让迈克孤愤难平,也让不少人终身良心困扰、寝食难安。纳粹的罪恶,并没有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消失,直至今日还让德国人困扰不已。

罪恶之大,不是人能够隐藏得了的。

 

5. 中国文革的忏悔和救赎

 

在中国,文革之后虽然政府的口号是全面否定文革,实际上文革被卷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抽屉里,没有人可以看到真实的文革、没有人被允许反思文革。文革中父子反目、夫妻为仇、兄弟相害这样世间的大恶,都被卷起来。中国人的决定和德国人类似:我们承受不起,我们不清算。近年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忏悔的问题,但很快这样的讨论就被搁置一边,再也无人提起。和德国一样,在中国含冤受屈者有之,孤愤难平者有之,良心困扰者有之,寝食难安者有之。

文革没有过去,就象奥斯维辛没有过去一样。

没有对文革的反思,民族文化和道德的重建在中国就无从谈起。德国人还在继续思考奥斯维辛。《朗读者》就是明证——这证明曾经出现过路德、莱辛和康德的民族并没有失去良心和头脑。中国人呢?除了巴金老人、学者王友琴等几位之外,鲜有对文革的反思。当下流行的是犬儒和逢迎。精神家园里田园荒芜,中国人何以面对未来?

多年之后德国人拍了《朗读者》,让汉娜这样的纳粹罪人对自己的良心讲话,让仍然受良心困扰的德国人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这是一种治疗:虽然不能拔除感染的根源,放掉伤口的污血还是对病人有益。而在中国,这个伤口已经腐烂多年,却被捂在里面不容任何医治。病入腠理之时,倘若不医,就是一步一步让疾病进入膏肓。感慨世风日下的评论家,可曾像德国人对待纳粹的罪恶 那样认真对待过文革?是否有人真正忏悔?对文革的罪恶都有份的中国人,是否像写出了《朗读者》的德国人一样思考过承认自己是罪人、悔改犯的罪的可能性?


耶稣讲的两个上殿里去祷告的人的故事,在帮助中国人思考悔改方面也许有助。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无视文革的中国人,和那些自命与纳粹罪行无关的德国人,就是故事里的法利赛人;而对文革、纳粹的罪责始终难以释怀的中国人、德国人, 便是那捶胸顿足的税吏。

 

耶稣最后给出的评价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完>

 

 

 

 

 

 

萧雪慧:《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历史还在忍辱含垢——写在林昭遇难44周年忌日

萧雪慧

44年前的今天,一个智慧、高洁的美丽女性被密杀和灭尸了。她就是林昭。这个于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分靠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女大学生不仅才华出众、 勤奋多思、对真理有着执著追求,而且坦诚率直,心口如一。然而恰恰是这些高贵禀赋使她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在一个没有法律巍然屹立,权力运作无规可寻,全凭 掌握最高权力者反复无常的意志支配的地方,其统治是不准人们提异议的,而统治的权威则是建立在人们普遍的愚蠢、盲从和怯懦之上的。但凡权力运作以及建立和 维系权威的方式呈现为上述状况之处,无论以多么堂皇的主义自我标榜,其内里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与人的高贵禀赋天然敌对。林昭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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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 Xilai Crisis: A Curse or a Blessing for China? (NBR’s Interview with Cheng Li)

The Bo Xilai Crisis: A Curse or a Blessing for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Cheng Li

By Anton Wishik April 18, 2012

China currently faces a daunting political crisis, due to the ongoing scandal riveting the country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prepares for its upcomi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Bo Xilai—formerly party chief of Chongqing and a member of China’s Politburo—has been stripped of his posts due to an investigation stemming from Chongqing police chief Wang Lijun’s February 2012 visi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During his conversations with U.S. officials, it is believed that Wang revealed damaging information about Bo and sought refuge due to his fear of persecution. After spending a night at the consulate, Wang was taken into custody by Chinese officials, a fate later shared by Bo and his wife Gu Kailai. Wang is currently being investigated, while Bo has been accused of various transgressions and Gu is suspected of involvement in the death of British citizen Neil Heywood in late 2011.

Bo, the son of a famous Chinese revolutionary, came to national prominence during his time as party chief of Chongqing due to his charisma, his ruthless crackdown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and his promotion of Maoist songs and imagery. Before being assigned to lead Chongqing, Bo served as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mayor of Dalian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months prior to this scandal, Bo was viewed as a rising star and a candidate for promotion to the nine-member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NBR spoke with Cheng Li, an expert o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and a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events, what they mean for China’s upcomi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s. This interview appeared on the NBR website: www.nbr.org.

How significant is this crisis for China?

My overall assessment is that the dismissal of Bo Xilai is a very positive event i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le it has already constituted the most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incident (and perhaps since the 1971 Lin Biao incident), the Hu Jintao–Wen Jiabao administration may have successfully avoided an even bigger crisis. In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1989 Tiananmen incident,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have hardly been disrupted, at least up until now. This reflects the maturit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 To a great extent, this crisis has been a good thing for China. It not only reveals major flaws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ut may also help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reach a new consensus, thus contributing to bold and genuine political reforms. However, if the leadership fails to seize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CCP will be in greater jeopardy in the years to come. Continue reading

Bo Xilai’s Declin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egal Reform

Bo Xilai’s Declin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egal Reform

[China’s Xinhua News announced Bo Xilai’s removal from the Party posts.]

Many Chinese still remember how Bo Xilai, then the party secretary of Chongqing City, charged a criminal defense lawyer Li Zhuang for perjury and coerced him to plead guil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which the liberal jurists in China treasured; when Bo became a strong candidate for the post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o be in charge of the legal departments, the liberal jurists were more worried; after Bo further announced the intention to revive the Maoist legacy in law, the liberal jurists almost felt hopeless: if that happened in China there would be no future for the rule of law, which they had fought for many decades.

Bo’s campaign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in Chongqing City confirmed many of the worries, since torture and coercion were used extensively to produce confession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Tong Zhiwei’s report.

In a lengthy report on the so-called anti-crime campaign in Chongqing, Tong Zhiwei, a law professor at Shanghai’s East China University, makes a detailed case that the campaign went well beyond Chinese law. Secret arrests and forced confessions were routine, Tong says.

from a CNN report

The liberal jurists in China should feel at ease now, since just a few hours ago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 ousted former Chongqing party chief Bo Xilai had been stripped of his party positions. With Bo’s decline, the worries about the revival of Maoist-style law may soon disappear. As for the future of legal reform in China,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Bo’s story will continue to unfold and to influence the soon-to-take-place 18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n interesting detail in this story is that Bo’s wife Gu Kailai is now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 British businessman Neil Heywood for “economic disputes.” The term “economic disputes” hints Bo’s own involvement in corruption, and if proven Bo’s public image as a fighter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 would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Right now, perhaps Bo is secretly hoping that on his wife’s case the police would not conduct a Maoist-style investigation that he himself revived.

Further reading:

Reuters: China ejects Bo from elite ranks, wife suspected of murder

Thomas Thompson: Glowing Pork, Exploding Watermelons (from Foreign Affairs)

 

Why China cannot keep its food safe
From Foreign Affairs! By Thomas Thompson
In July 2008, 16 children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Gansu fell ill, suffering from low urine production. Their numbers multiplied, and by Novembe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oung Chines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re experiencing varying degrees of kidney failure. Government inspections soon revealed that several prominent dairy companies and their suppliers were to blame. In an attempt to make it appear as if their products contained more protein, these companies had added melamine-formaldehyde resin, an inexpensive nitrogen-rich chemical used in plastic manufacturing, to baby formula and other types of milk. Continue reading

Chinese NGO Registration Policy Change

A recent interview of the Minister of Civil Affairs Li Liguo reveals an encouraging sign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GO) registra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easier in the future.

Current national regulations stipulate that NGOs must find government supervisory entities before they register with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Most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reluct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supervising NGOs, and as a result some NGOs have chosen to register as business enterprises. Such registration brought difficulties and legal risks.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