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恶政是一面筛子

摘自2001年第1期《炎黄春秋》。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 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 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 以及一切革命。
《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并非没有,但相比之下近乎微弱。1999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刊登了李朝晖的一篇文章《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文中写道:“反对那种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呼吁革命不可轻言诚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诉求。”
近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然而对革命这个话题的热情一如往昔。先是去岁辛亥百年重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话题,而自去年岁末至今年初,从学界到坊间关于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而托克维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呈洛阳纸贵之势。
在改革还是革命这道选择题的背后,是如下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中国能否避免革命?
日前,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与会人士围绕上述议题深入探讨,畅所欲言,本刊择其要者而刊之,以飨读者。
——编者
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革命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革命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的一个普遍关切。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较好的时期,或改革已经深入进行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期,社会内在的矛盾 才被激发出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改革不能进一步满足人们的要求,革命就会成为现实的选项。
但按照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发生在社会最坏的时期,是在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较好的时期还是最坏的时期?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无法进行历史比较的时期?如何判断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

从20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不得不再次面对革命,这个话语转向表达出知识界一个怎样的思考线索,或者说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被把握在思想之中的?马克 思说过这样的话,思想是被把握着的时代。中国近20年的思想变迁,涉及多种主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大问题。20年前,李泽厚、刘再 复明确提出告别革命,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阶层的一个普遍共识,彻底告别以革命的、激进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变革,代之以改革的、改良的、渐进的方式来 完成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说这个共识在现阶段还没有过时。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反革命者,因为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 不仅对于中国当下社会,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是难以估量的。
上世纪90年代,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史观的批判、对革命谱系的清算,文章可谓做到家了,锋芒所指,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所有革命类 型。与革命相关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同时遭致批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在那个时候被引进到中国,成了一面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现成 镜子。中国知识人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更多地是看到中国革命与专制轮回的历史和现实,由此得到的深刻体会是改革比革命更重要,自 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更重要,伯克比卢梭更重要。
我认为,正是知识界的上述理论反思和传播从思想上配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权力、资本和话语这三大力量共同 意识到和平渐进的改革对中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倡导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发展就是硬道理,实际上是搁置了一切理论争议,用实用主义路线完全排除了激进主义 的生存空间,革命话语基本终结,全民共同迎来消费主义浪潮,尽享物欲解放的快感。在社会的普遍改进状态下,哪里还会有对革命的焦虑。
事实上,直到2011年,学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主基调依旧是对革命史观的批判,不仅涉及对孙中山革命派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对晚清宪政改革多有同情的理解。李泽厚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如果慈禧多活十年,晚清宪政改革就有可能成功。
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即进入2012年,学界的整个调子就开始发生变化,就晚清宪政改革而言,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和革命赛跑。人们问的最多的是晚清 宪政改革失败,被辛亥革命取而代之,原因何在?现在来看,原因当然很清楚,因为晚清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宪政改革的动力和能力,在它不能继续主导宪政改革的 时候,它就只有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革命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后也没有导致一个更好的结果,没有产生一个合理的制度,但是作为晚清宪政改革失败的必然替 代物,辛亥革命因其某种必然性,而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不二选择。以这样的历史尺度来观察现实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至少意味着革命话语还没有彻底 丧失其现实性,革命话语到2012年重新出场,证明了这一点。
金观涛、刘青峰写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从关键词研究入手,由此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思想变化的关系,值得借鉴。按他们的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 “革命”一词是419次,到了1903年达到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这 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和改革的两极化态度,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改革日趋失效时,革命热情就日趋高涨。2012年革命在中国成为全面话 语,是不是也反映出改革遇到了困境?改革因其无法深入而唤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切。
朱学勤对卢梭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它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背景的一个清算。秦晖、金雁两位对俄国革 命也有持续的反思,尤其是金雁最近出版的《倒转红轮》影响巨大,对苏维埃革命所基于的俄国思想传统有极其深刻的分析。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些对法国革命和俄 国革命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对中国的下一步变化提供何种启示呢?中国与法国、俄国同处一个革命谱系,法国和俄国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可以法国或俄 国的方式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我的困惑在于,当促成革命的各种要素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广泛存在时,对革命的反思是为了阻止革命的再次发生,还是说在适宜 革命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下,革命一定会发生?
朱学勤在给我的信中有句话说的很到位,“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这可能是我们的共同心声。但这只是知识人的 主观选择,从告别革命到不得不面对革命,这是否说明,告别的良好愿望和主观选择,并不是决定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对现实并不能发 生根本性的影响,改革还是革命,一定有其各自发生的内在逻辑。我的观察是,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或者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 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

革命的逻辑蕴含于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能否告别革命,只能基于我们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这些社会矛盾是否已到了现行制度无法解决的程度?实行宪政 导向的改革,是否能够解决这些矛盾?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来源于社会中的少数人垄断生产 资料,用现代流行的话说,垄断了各种资源。大多数人在丧失资源支配的情况下,为反对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抗,以实现一种比较 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唯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从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马克思不断地预言革命,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之际,都宣布更大规模的革命就要到来,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但是, 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革命中自取毁灭,反而一直存在下来,至今依旧看不到其灭亡的任何征兆,原因何在?是因为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 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是通过改革其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来达到消解革命的作用。股份制是对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私有制的改造,民主制是对少数人垄断政治资源 专制的改造。同时,实行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保障一切人权,用宪政的原则实现多数人的权利和保护少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化解了根本性的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彻底告别了革命。
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根源和早期资本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少数人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垄断经济资源和垄断政治资源必然合为 一体,形成权贵资本体。中国当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均是来源于少数人垄断经济资源和政治资 源的制度安排,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受节制的资本共同操控的结果。

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总体性的、长期性的和制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自然会发生对革 命的联想。资本主义最后能够避免革命,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从根本上消除革命温床的正确之路,那就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来实现尽可能公平正义的 资源分配,不仅人有其利,而且人有其权,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吗?

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各界有广泛的共识,包括执政党也有清醒的估计。执政党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把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但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分歧的焦点在于,按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质是走什么样的路,按哪个方 向进行改革。
执政党目前的口号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不是现在正在走的路?走这条 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现在恐怕谁也无法下结论。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肯定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脚下走出来的。 当我们在理论上还在闪烁其辞时,在时代潮流中还在摸着石头时,在需要做出决断时还在左右摇摆时,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依然扑朔迷离,改革或革命依然是 中国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不绝的话题。
马云有一句话,“改变成功者是最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大堆理由。”我套用他的话说,改变胜利者是最困难的,不仅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而且的确还有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胜利者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有永远不败的胜利者吗?
荣剑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 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 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 “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 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 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 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 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 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 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 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 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 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 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 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 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 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 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 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 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 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 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 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 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 “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 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 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 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 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 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 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 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 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 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 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 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 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 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 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 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 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 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 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 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 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 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 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 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 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 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 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 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 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 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 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 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 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 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 “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 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 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 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 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 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
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 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 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 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 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 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 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 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 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 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 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 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 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 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 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 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 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 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 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 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 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 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 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 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 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朱学勤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帝国往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Perry Link: Why We Should Criticize Mo Yan

Why We Should Criticize Mo Yan

Perry Link

Henri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958

At a recent conferenc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 met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whom I had not seen since 1989 in Beijing. Trying to recall our first meeting, she asked me, “Was that before or after the dongluan [turmoil]?” Teasing her, I asked, “What do you mean by dongluan? Student dongluan or government dongluan?” She replied reflexively: “Student dongluan, of course.” Then she peered at me for a moment, realized what I had meant, and said: “Oh, yes! Government dongluan. The massacre!” Then she went into a long apology to me: she herself had been a student protestor in 1989, had been in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days before the massacre (but not during it); she was on the students’ side; she agreed with me. And yet the phrase “student turmoil” now rolled off her tongue as easily as “Wednesday.” How much does this kind of induced linguistic habit reinforce state power? And how much does the habit affect Chinese writers?

In my New York Review essay on the new Nobel laureate Mo Yan, I objected to the writer’s way of presenting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I noted that when he arrives at catastrophic episodes like the Great Leap famine, he deflects attention by resorting to what I call “daft hilarity”—shooting sheep sperm into rabbits or forcing someone to eat a turnip carved to be a “fake donkey dick”—while making no mention of starvation that cost 30 million or more lives.

In a lengthy response to my essay, Charles Laughlin disagrees with me, arguing that “Mo Yan’s intended readers know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ed to a catastrophic famine, and any artistic approach to historical trauma is inflected or refracted.” Laughlin sees Mo Yan as doing satire, not cover-up, and when the point is put this way, I can, in a narrow sense, accept it (even though my personal taste in satire does not extend as far as donkey dicks). The problem, in my view, turns on Laughlin’s phrase “intended readers.” Mo Yan has said that he does not write with any particular readers in mind, so “intended readers” here needs to be understood not as actual readers but as the kind of reader that is implied by the writer’s rhetoric. In this meaning, “implied reader” is a well-established term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it is fair enough to analyze things this way.

My own worry is about the actual readers. How does “daft hilarity” affect them? I hope Laughlin will agree with me that Mo Yan’s actual readers are numerous, mostly young, and not very well schooled in Chinese history. To reach the level of what Laughlin sees as Mo Yan’s ideal “intended reader,” a young Chinese must leap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 hurdles that Communist Party education has put in place: first, that there was no famine, because the story is only a slander invented by foreigners; second, that if there really was a famine, it was “three years of difficulty” caused by bad weather; third, that if the famine indeed was man-made, it still wasn’t Mao-made, because Mao was great; fourth, that if it was Mao-made, people died only of starvation, not beatings, burnings-alive (called “the human torch”), or brain-splatterings with shovels (called “opening the flower”), as Yang Jisheng’s book Tombstone documents.

But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 with the arguments made by Mo Yan’s defenders, and that is what the Chinese call xifangzhongxinzhuyi. This phrase does not translate easily, so please pardon my awkward rendering as “West-centrism.” The late Chinese physicist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 Fang Lizhi was good at pointing out double standards in Western attitudes. When Communist dictatorships fell in Europe, the Cold War was declared “over.” But what about Chin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If the reverse had happened—if dictatorships had fallen in Asia but persisted in Europe—would Washington and London still have hail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at if Solzhenitsyn, instead of exposing the gulag, had cracked jokes about it? Would we have credited him with “art” on grounds that his intended audience knew all about the gulag and appreciates the black humor? Or might it be, sadly, that only non-whites can win Nobel Prizes writing in this mode?

Pankaj Mishra, in an essay in The Guardian called “Why Salman Rushdie Should Pause before Condemning Mo Yan on Censorship,” acknowledges that Mo Yan has offered deplorable support to China’s rulers. But the main point of Mishra’s essay is that Western writers have also been the handmaidens of powers that oppress people in distant places. He asks, therefore, that people like Rushdie (and me, whom he also mentions) “pause.” I admire some of Mishra’s penetrating observations, for example that “Jane Austen’s elegantly self-enclosed world” depended on unseen “hellish slavery plantations” in the Caribbean. But why does any of this mean that I should “pause” before criticizing Beijing or its acolytes?

Must Salman Rushdie hold his tongue about Beijing until London is squeaky clean? My guess is that Pankaj Mishra, if you could shake him by the shoulders, would say (as I would) that any citizen of any country should be free to criticize any government anywhere that oppresses anyone. But his article does not leave that impression.

Authoritarian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regularly take the position that foreigners should keep criticisms to themselv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position are obvious. The reasons that Western liberals often take the same position are far less obvious but well worth probing. The kinds of problems in China that, in different ways, Mo Yan and Liu Xiaobo bring to our attention—suppression of speech to protect state power, harassment and prison for “offenders”—can also be found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ut to stand on that discovery and say “look, the whole world is the same, so let’s calm down” is not only intellectually feeble; when uttered by people who live at comfortable distances from true suffering, it is also morally indefensible. How do you think a Chinese liberal, sitting on a bench in a drab prison, would feel to hear an American liberal, sitting on a couch with the Guardian, say “you and I both live under oppressive governments, my friend; I must pause before criticizing yours”?

Laughlin notes that I do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title of my Review essay: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Fair enough. The title was written by editors of the Review, and I did not see it until the piece came out. Let me address the question now.

Measures of excellenc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re objective enough that the question “Did X really deserve a Nobel?” can be answered with some confidence (if never certainty). For the literature and peace prizes, though, the question is so beholden to subjective impressions that consensus is impossible. Henry Kissinger won a peace prize. If that happened, what is not possible? I can answer only the question, “Would I personally have chosen Mo Yan?,” and I would like to restrict it further by adding the phrase “among living Chinese writers.” (Only living writers are eligible for the prize.)

The answer is no. Mo Yan would not have been at the top of my own list, which would include writers who work both “inside the system” in China and outside it. For authenticity and control of language, I would rate Zhong Acheng, Jia Pingwa, Wang Anyi, Liao Yiwu and Wang Shuo more highly; for mastery of the craft of fiction, Pai Hsien-yung and Ha Jin are clearly superior to Mo Yan; for breadth of spiritual vision, Zheng Yi is one of my favorites. I would also have put Yu Hua or Jin Yong (the Hong Kong writer of popular historical martial-arts fiction) above Mo Yan. But these are only my views. Please help yourself to your own.

Is 1L one hell? Survival tips from a law professor

Is 1L one hell? Survival tips from a law professor

by The Record on Oct 8, 2009 • 12:00 am No Comments

BY PROF. ELHAUGE

10. Don’t Wait for the Ball

Many students complain that law professors are just hiding the ball, asking a series of questions without just telling students the answer. For my own first two months as a law school student, my notebook was largely blank because I kept waiting for the answer, which like Godot never came, just more and more questions. I wrote this limerick to express my mistaken attitude.

His friends used to tell Socrates
Now really, don’t be such a tease
Just give us the answer
And things will go faster
And thinking would be such a breeze

But obviously you shouldn’t wait for the ball or the answer. Instead, w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s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of questions relevant to an issue, the range of valid positions, arguments made for and against them, and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through them. Because, unfortunately, thinking isn’t such a breeze, and there is no simple ball that is hidden, but rather an array of balls that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juggle.

9. Don’t be boring

We are a polite people, but one can take that too far. A British professor once told me, “Americans are too damn polite, so that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m consists of each person trying to say what the other person would have said had it been their turn to speak. And that isn’t a real conversation at all.” Don’t be afraid to disagree or be provocative, or even to try on positions you aren’t quite sure about. And don’t close your minds to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you. You may find that they are more convincing than you thought, or that discussion with them deepens your understanding of just why they are so wrong.

8. Don’t Ignore What Other Students Say in Class

Now, I don’t say this out of any painfully polite sentiment that everything your classmates say is sound and interesting. It isn’t. And I just told you not to be too polite. The reason to listen to fellow students in class is that, through student comments, professors often teach important lines of arguments or limits with those arguments. Even if you wanted to focus only on what the professor thinks, that may be hard to discern from what they actually say, because  professors often just take the opposite position of whatever the student happens to say, to make sure that both sides are developed. So professors may be enthusiastically pushing a position they don’t actually hold. Even if the professor has a position that is revealed during the class, that doesn’t mean it is the gospel or the only thing you should learn, because we’re all trying to prepare you for a world where many judges don’t agree with us – as perplexing as that is – and where the laws, issues, or jurisdictions may differ from the ones we are discussing.

7. Focus on the Forest, Not the Trees

Students often spend huge amounts of times methodically briefing details about case facts, procedural history, and holdings, and memorizing them all. Don’t. It’s a waste of time. As a student, I didn’t cite a single case in any first year exam I took. Professors use case facts and variations to develop doctrinal points, issues, principles, and broader theories. The point is not to know the cases themselves, but to understand the larger points made from them. The cases are only illustrations of the general issues and positions, and a means to the end of understanding them. So brief those larger points, and subordinate cases to what’s really important — the issues, valid positions, arguments, and reasoning about them.

6. Read Before and After Class

I once had a student who all semester complained that he couldn’t follow the class discussion – it was too confusing. Then,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during exam period, he came into my office said, “You know, the class actually makes a lot more sense, now that I’ve done the reading.” So reading is certainly important. But I think people often fixate too much on trying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when reading the assignments before class. Often the biggest payoff comes to re-reading the material right after the class, when you can incorporate what you have learned during the discussion.

5. Don’t Just Settle for Blackletter Law

There is a lot of blackletter law and it resolves a lot of cases. So not surprisingly, students often take comfort in just memorizing it. But professors don’t spend a lot of time on it in classes. Why? Is it because law professors are evil and enjoy torturing students with the confusing parts? Well, sure, that’s part of it. But mainly it is because we figure that after 17 years of schooling with top grades, most of you already know how to read. To the extent just reading the rule resolves the issue, we kind of think you got that covered on your own. We may spend some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classes summarizing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blackletter law,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is the main thing to focus on and that you can just snooze through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nd answer period. It is comforting to focus on the blackletter law because it is the clearest, but the debated issues are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focus on.

4. Law Is Not Distinct from Policy

Students often act like there are two subjects being taught – law and policy – the law part which they apply in figuring out how the law resolves particular cases, and the policy part which they appl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law should be. Don’t make this mistake. Policy is the just continuation of law by other means. After all, what do we mean by “policy” in law other than arguments about what legal outcomes we should deem best? If you don’t have arguments on that topic, judges will be influenced by your opponent who does, so your opponent will win any area where blackletter law does not provide a clean answer as applied to your case. It can also be har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blackletter law means or when it should apply, unless one understands the policies it furthers.

3. Ask What Future Parties Would Want

In addressing policy questions, one gets relatively little out of asking what the best outcome is for the two parties to the litigation, because they are in court precisely because they disagree about that. Instead, generally the best approach is to ask: “What Would Future Parties Want?” Often the answer is clearer before vested interests are acquired, when benefits to one party can be traded off against harms to the other. Or one might want a rule that is more likely to flag the issue to future parties, and elicit what they would want.

2. Go Meta

It won’t surprise you to learn that legal policy analysis often leads to unclear or conflicting conclusions. In these sorts of situations, it is often useful to switch to the meta-question of framing issues around who best is placed to decide the question. Every time one side argues that X is the best outcome, the response can be not only that Y is a better outcome, but also the meta-argument that judges are not the best placed to decide whether X or Y is best, so judges should defer to some other set of actors, such as legislators, agencies, or contracting parties who have chosen (or would choose) Y. Just remember the old saying, “An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meta.”

1. Real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Confused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fusion

Often students have the following the experience. They read the materials and thought the law seemed pretty clear. Then they went to class. And now the issues seem confusing. So they wrongly conclude that class is actually less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What this reaction misses is that ofte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laws and issues are unclear. There is conflict about what the doctrine means, when it applies, when it trumps other doctrines, and what justifies it, and the same set of issues can be framed in multiple ways. Realizing this doesn’t me
an you are confused; it means you understand the confusion.

Others leap to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at all legal issues are confused. But that doesn’t follow. Some things are resolved, and there is a structure to thinking about the unresolved issues.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students get so focused on spotting ambiguities and conflicts that they begin to jump at shadows, straining to find ambiguities and conflicts everywhere, even when they don’t exis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confusion that exists without seeing nothing but confusion.

Perhaps I can best explain this with a saying from Zen. So here it is, quite literally, your moment of Zen.

Before I studied Zen, mountains were just mountains and rivers were just rivers.
When I first took up the study of Zen, mountains were no longer mountains and rivers were no longer rivers.
But now that I am a Zen master, mountains are once again mountains and rivers once again rivers.

There will come a time for you this year when legal mountains no longer seem like mountains and legal rivers no longer seems like rivers. But have some faith that when the year ends, and you are a law master, that saying will actually make sense.

Prof. Einer Elhauge ’86 graduated first in his law school class.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这篇文章似乎是柯伟林教授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有其近代史渊源这一主题的继续,很多看似无关的线索互相接上以后,让我们熟悉的近代史的面貌为之一变。]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一 导 言

无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國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众所公认,在过去二十年里柯文所称之为「着重内 部研究」的方法对中國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國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 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國」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 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偶有中國人受到过早期民国议会实验的直接影响,但每一个中國人将都经历了列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致命的混合体制:即毛 澤東所称谓的中國共產主义。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于中國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 里,中國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为所有汉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非汉人)声称所属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國」──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 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自后进到强权的演变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我们只需比较两次中日战争的长短和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对比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与民国末期中國的表现:1900年一小批西方军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战争中國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后,人民共和国──它的军队诞生于国民时代──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成千上万军队战成平手。军事力量部分由 工业化造成,而工业化则建基于前所未有的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开放。民国时代见证了一段中國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代」与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没有外国的 合作与投资,二者都不可能。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國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 义到共產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國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二 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外交史还未进入民国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任何一时期的学者那里,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取得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初欧洲历史著作中那样的显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节信件,兰克写出了一段《王室与民族》的历史,虽然他写的欧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关于近代中國对外关系 史的著作则多将贸易置于外交之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含混不清的领域。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学派长期 主宰学术研究,视国家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性的、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其行为是由外部而非内部因素所驱动(所谓「外交政策优先」)。但关于中國对外关系史最 有影响的著作则总是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只是在最近这种思路宽泛、方法综合的研究才被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 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 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國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和杜罗瑟尔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 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和韩特这样国 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國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澤東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階級因素, 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寧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 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國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國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 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國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國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福伯斯、乔丹、威斯塔德、孙友利、克立福德、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 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國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 的中國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國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國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 H.B.Morse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國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巴斯和列维等人的著作。中國作者 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國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 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國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 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國,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 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國人的」和中國的神圣国 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 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 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 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達賴喇麻的称号,尽管这位達賴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國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 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國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國大肆鼓吹逃到中國本土的班禅喇麻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達賴 喇麻。然而在1940年新達賴喇麻被命名时,国民黨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達賴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 部,中國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 中國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國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國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國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 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鎮壓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國国家政权几无实际 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國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國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黨政权仍拒 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黨中國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 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黨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 想分裂出中國。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2日,共產黨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 國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國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 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國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國自己 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國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 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國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國治下的大国:美 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國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國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國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黨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國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 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黨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獨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 介石力排国民黨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產黨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 產黨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獨立(487 ,000 票对 0票)。毛澤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 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國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 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 民国时期中國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國本土的主权。当毛澤東1949年宣布中國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 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國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 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國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一书,这一 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國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黨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國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 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國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黨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 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 「中國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國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 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國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 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國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 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國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 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对租界内中國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 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國外交议 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國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國 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 边界的维护──当中國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 助于中國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 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獨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獨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 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 不仅告诉了中國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國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 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黨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 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 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给中國公使蓝普逊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國人持续不 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國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 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國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國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國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國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獨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國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 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國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 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 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國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黨政府1927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國被列强联合盘 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國仍是「一潭稀 泥」;但到了1945年中國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國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 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國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國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 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國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 (1938- 1940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 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國的生存,训练了中國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 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國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國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 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國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 战斗给中國人民、中國经济和中國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國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 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 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 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國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已见于柯博文的杰作《面对日本》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黨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抵制日货运动。他认为这 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國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國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 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 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成为一种文化决斗后至死方休的敌人。

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國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 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國共產黨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黨的中國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國的主权以及中國在世界上自立的 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开创性 的研究《胜利之砧》,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產黨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國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 和中國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國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 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國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國共產黨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 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獨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獨立自主于共產国际和苏联导师。在共產黨「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可以看 到有些主脉延续到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澤東将 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三 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國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 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國 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 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描写道,这座城 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 ,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 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 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 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 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 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國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國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 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 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國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 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國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 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國二十 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階級、无产階級、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國政治史上绝无先 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獨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寧主义黨国。

从1924年至今,黨国是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產黨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國特色的黨治」──但黨国的思想谱系 从列寧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黨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黨为南京新都 ──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黨中央黨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 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黨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黨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黨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 术研究中取代黨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國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 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獨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 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國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 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國「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 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 在,而国民黨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國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 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國共產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產」决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國的共產 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產主义或是从台尔曼到豪尔等西方共產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產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國共產主义的文献,从史华 慈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國共產黨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黨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 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產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產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國政治生活的大量干 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國共產黨,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國黨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國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 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黨和共產黨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國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 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國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國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國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黨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 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產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 「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黨的中國,后是共產黨的中國,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 ──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國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 职」在中共黨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 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黨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產黨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 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 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國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 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國的西方人亦然。中國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 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 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國「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 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黨统一中國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 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 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國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 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國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 生土长的各类中國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國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 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是斯特罗斯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國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 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 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黨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 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1928 – 1938 年间国民黨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 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的相互影 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國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 当中國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 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國青年人齐聚在中國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 究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國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國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國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 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國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 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 观」的基础上将中國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權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黨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 國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國人和外国人相聚 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國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階級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國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 证了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獨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 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國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和裴宜理重 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 文化,瓦萨斯特罗姆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國的银 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 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 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國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國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國的存在为中國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 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國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國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 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階級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 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 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 1937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國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 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國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 为晚期国民黨和早期共產黨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國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 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 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國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 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國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 结 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國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 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國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國,他们的机构、公司、家 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國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國人民用毛澤東的话说是「站起来 了」,但却把中國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國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 功地维护了中國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國晚清所 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國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國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 ──译者注)。中國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 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國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 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國人和在中國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國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 年度商谈,中國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國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 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國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 前的国民黨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澤東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國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 國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國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

魏 力 译  陈意新 校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第四十四期

作者:柯伟林

谢有顺:真实在折磨着我们

by 谢有顺

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普通人就能观看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一个普通人就能欣赏巴赫,韩德尔,卫斯理查理的音乐,这些绘画与音乐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他们能够感受到艺术家所要告诉他们的有关存在与世界秩序的消息,也能从中获取生活的力量。但如果今天一个未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去观看杜象,毕加索,达利的绘画,或者去欣赏勋伯格,贝尔格,凯基的音乐,他们或许也能从中感受到里面传达着一种重要的东西,至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只好告诉你,只有上帝和艺术家本人才知道。美国当代思想家罗洛·梅说:”我的信念是寻求内在的真实。”他道出了现代作家、艺术家的心声。正是由于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真实经验,他们才开始在这个日益浅薄的时代寻找内在的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近这个时代的精神核心。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成功地带到了现代生活的地平线上,使我们知道了当下独特的生存境遇,并由此赢得了尊重。假如从这种真实观出发,我感觉许多名噪一时的中国作家写下了许多不真实的作品,并且没有停止的的迹象。他们以为自己表达出了这一代人畏缩,无奈,悲观的状况,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真实,现代人内在的精神本质他们连摸都有还没有摸到。我这样说,不是指责他们在日常经验的表达上,或者在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的陈述和描摹上无所事事(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在这些方面往往有不错的表现),而是无法容忍他们对这个时代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精神与心灵苦难置若罔闻的情形。发生在中国当代的一系列文学革命事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文本经验直接诱发的,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作家对生存的确切体验,也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对艺术对生存的清晰态度。他们的立场都隐藏在上述大师的面影中而显得暧昧不清。阅读他们作品的感受,几乎都可以在那些大师那里找到,这样的写作无疑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时代存在着怎样的精神差异?

郑永年:中国模式政治化不客观

郑永年:中国模式政治化不客观_共识网

改革尚未有共识 警惕“城堡政治”
说到中国模式,有人强调中国特色,有人强调普适性,都是假命题。
《中国经营报》:你是最早提到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但近年来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你怎么看?
郑永年:最近这几年,中国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说,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没有权利存在下去。但所谓模式是客观存在物,国家转型都 存在一个模式,早期英国、法国,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有一个模式。中国发展这么快,总要有她的长处,而任何模式也都存在自身的问题,没有完美的模式。将中国 模式政治化,只从道德、价值的层面来评判,认为它好的人,找好的证据,认为它不好的人,找不好的证据,都不客观。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称为一个模式,也必须成为一个模式。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怎么样都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而现在很多国人太短视,在政策层面谈中国模式比较多,看不到其背后的文明因素、宏观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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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独特的高华

林达:独特的高华

圣诞后,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来信,说高华走了。

她同时向几个朋友转达了高华最后的问候,她说,“高华情况恶化后,口很干,电话来了,都由太太代答。这天他接过电话,问我,圣诞节到哪里去玩?然后让我问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将一个个名字念出来。”

景明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很懊悔地说:“我是那么笨,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道别,失去最后的机会告诉他:高华,我们爱你。”我想,她不是没有料到,是内心拒绝相信,高华病后五年里,景明每隔两三天会打电话去问候,不论对面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以最轻松得体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几天没接到景明电话,高华反而会担心景明出什么事了。如高华夫人说,景明是上帝给我们送来的天使。在高华面前,她是最无须懊悔的一个。 Continue reading

Mark Roe: How Capitalist is America?

How Capitalist is America?

2011-06-20

How Capitalist is America?

CAMBRIDGE – If capitalism’s border is with socialism, we know why the world properly sees the United States as strongly capitalist. State ownership is low, and is viewed as aberrational when it occu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takeovers of General Motors and Chrysler in recent years, from which officials are rushing to exit).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s in the economy less than in most advanced nations, and major social programs like universal health care are not a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US as elsewhere.

But these are not the only dimensions to consider in judging how capitalist the US really is. Consider the extent to which capital – that is, shareholders – rules in large businesses: if a conflict arises between capital’s goals and those of managers, who wins?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