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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在《 娱乐至死 》里写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本身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等于文化的全部。古罗马哲學家西塞羅首次使用拉丁文“cultura animi”定义，原意是“灵魂的培养”。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等；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人享受到了民主社会生活和教育，但头脑却不一定可以挣脱被灌输的抵制普世价值思想的束缚，等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是一种不自觉的变态心理，问题是很难自我觉察。天主教有个忏悔的程序，可以让信徒们经常地自我反省和修正自己。《论语》里的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培养反思能力，那一定会成为富有公益心和谦卑的善人。

当年浮士德与魔鬼立约: 你许我富贵，我交出灵魂。与不要灵魂的人讲道理如同让太监们体悟完美的男女房事一样艰难。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诸事秉承古训 “仁、义、礼、智、信” 原则为人待事，便不会有失风雅，也立足于理上。在圣者们眼里，众生其实都是红尘之中迷茫的人，所以道家讲要返本归真，从凡世解脱出去才是正道。

在中國古代，佛道兩家講究看淡紅塵，對世俗理論也不稀罕，因為它們認為世人大都痴迷不悟，很难度化，行善作惡自有因果報應，所以出家人著眼於出世的智慧和捨棄凡心。記得曾聽過一個佛家故事：有个学富五车，清高自负的文人，慕名去某古刹拜访一位高僧；看到高僧后便作揖求教，结果高僧不理他，便无趣地離開了。后来一想，这位高僧畢竟很有名，应该再去试一试和他求教；去后，高僧还是闭目不理睬他，又是无果而回。文人不甘心，第三次再去拜访，高僧还是不理睬他。文人生气了，对着高僧喝到：”你是何方高僧啊？我三次虚心来求教，你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 高僧慢慢地睁开眼睛说：“你脑袋里已經装滿了世俗想法，没有餘地来听我讲的东西了。” 文人马上醒悟過來，决意放下自己各种观念，悉修佛法，後來也得道了。

这几天读柏拉图的《Theaetutus》，很有感触，想起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的一句话：“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 书中，苏格拉底把人的大脑比喻为鸟笼，对认知领域深入探讨，这位开创西方哲学的智者给人留下了一句谦卑的名言，“我知道我不知道。” 相比之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自己的认知就那么绝对化呢？

我不是鲁迅的粉丝，但他在《南腔北调集·漫与》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常言說：「小勝靠智，大勝靠德。」自古以來，為人厚道是人脈通順和一生幸福的保障。

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有秩或无秩地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

——贾平凹《游戏人间》

很多人飽經人生的風霜之後，發現早年的青春樸實抱負和冰冷的現實距離很遠⋯⋯那些在而立之年以後依然能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其實可圈可點。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過：「希望是一份美好的早餐，但卻是一頓糟糕的晚餐。」但畢竟餐桌上有晚餐總比沒有還是實惠多了，更何況還有一份令人憧憬的嚮往呢。

哲學家黑格爾說：「歷史給我們唯一的教訓，就是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得到任何教訓。」人的每一個善惡行為從來都是有報應的，只是時間問題⋯⋯

日本電影導演是枝裕和曾經說過：「世界也需要沒用的東西。」其實，當我們自己對於家庭和社會沒有正面意義的時候，很可能已經成為沒用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