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书时候两次遇到成语 “知书达礼”，细品之后，不禁眉头一皱，这可是描述一个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小记：一个有文化人和一个有知识的人可能差别悬殊。）
“知书达礼” 一词源自元·无名氏《冯玉兰》第一折：“只我这知书达礼当恭谨，怎肯着出乖露丑遭谈论。” 现在的辞典定义其为 “有文化，懂礼仪。形容有教养。” 显然，知书在古时候和现在的读书几乎是两个概念。
中国从前的儒生学习的是 “六艺”：禮（禮节）、樂（音乐）、射（射箭）、御（驾驭马和马车本领）、書（文学和书法）、數（算术和与数论知识）。当君子要读的书不外乎为四书五经等各种圣贤书，绝不会是三教九流之类的技能或术类读物。毕竟君子是聖人之下，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的仁人义士；虽然可以五谷不分，但绝对是富有道德禮義規範的人。
在西方，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构设的以「哲學家國王」为主导的理想国其实也是一个分工细致的金字塔形状社会。颇似讲究的周礼制度，它是按每个人的智慧和本事大小安排的精英治国的邦国秩序。由此，教育内容也是根据不同每个人的能力妥善安排：生产型的，防卫型的，统治型的，等等。柏拉图为了传播苏格拉底的思想，后来在雅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正规大学，叫做 Academy，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雅典学院派祖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雅典学院后来关闭，使得建立于1088年的意大利的Université de Bologne 成为世界上第一所从未间断过的大学。
早期的西方高等教育内容和中国过去的士大夫教育近似，选拔国家精英栋梁之材，弘扬的是类似于 “君子思想” 般的绅士精神，主攻的学科是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各种经典文学诗歌，历史，神学等人文专业。而击剑、打猎以及军事训练则不是主科或是课外活动。技能科目比如铁器和石器等工艺都是在民间按传统的师徒制亲自传授。工业化后，师徒制逐渐演变成在技工学校研习。为了在技术革命时代维护人文教育体系，伊利亚特博士早在1909年就搞出一套由51本西方经典著作组成的著名“哈佛经典”系列，俗称“伊利亚特博士5英寸高的书架”。伊利亚特博士号称每天读15分钟这个书架上的经典著作就可以使 “哈佛人” 领略到人文教育中的精髓成分。
简言之，过去的东、西方教育是重文轻理，轻工，轻医，更轻商。
苏格拉底把热爱智慧的人叫做哲学家，坐在理想国金字塔的顶端；而柏拉图把那些精通各种技术的人称之为 sophist (技师或工匠)，今天的人把 sophisticated 的人认定为比较有品味或考究的人，殊不知这个词源却来自于古希腊的 sophist 一词。无论这些机师或工匠们具有怎样的巧夺天工本领，他们是被排在探索智慧的哲学家下面。 过去的教育理念是：文化涵盖的内容是富有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的人文教育—–它们涉及启迪智慧和品德培养，而不是具有重复性的技能术类或知识性的输灌。今天流行的工科和商科在过去属于典型的技工或职业学校内容，是无法登入象牙塔的大门的。试问，哪一所老牌大学里的商学院或工学院不是后来补充上来的？！
当这些术类的技能与金钱和市场直接挂钩之后，教育领域里的一切都发生了量与质的变化。品格教育渐渐地从课程表上消失了，连哲学入门课都不是必修内容的理工商等技能专业的 “哲学博士” 头衔居然脸不臊红地诞生了，而且赚的钱远比学习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还丰厚殷实，真可谓名不符实啊。换句话说，今天的大学生可能在读书期间获得了很多知识或掌握了一定术类的技能，但不一定是个具有人文底子的文化人。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术类，更不是某种技能。现在的一纸文凭和文化可不一定有什么瓜葛，所以说眼下的知书不一定达礼，要看知什么样的书，达怎样的礼。
尼采曾经说过：“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 但现实中他们其实是被崇尚金钱的社会而边缘化的异类，连吭声的机会也少有。木心在他的《即兴判断》里分析的很透彻：“商品社会不受文化制约，便反过来制约文化。文化一旦成为商品，必然变质。” 现在的教育趋势是重视训练出实用技能等术类的精英，急功近利，而不是立足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长远的栽培文化人教育目标。在今天，如果真有一个人堪称为 “知书达礼” 的话，那的确不是一个寻常等闲的褒奖，比现在年轻人所说的 “酷” 可不知道 “酷” 了多少倍呢。
人生追求真理的路上同行的人有多少或途径怎样崎岖都不关紧要。记得诗人泰戈尔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我手中的灯笼，使眼前黑暗的路途与我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