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超: 政府公信力与公民的不服从权

“我们分析原因主要是对政府部门和公安不满，对社会不满，想要发泄仇恨和气愤……公安的威信自此扫地，这是我们的 责任。但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当《中国 新闻周刊》提出“他们为什么对公安充满仇恨”这样的问题时，刚被免职的瓮安公安局长申贵荣这样解释。

我们愿意相信他是有苦衷的，也愿意相信他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但事情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希望并不代表不会 发生。无论是6·28还是上海袭警，我们都听到了太多对政府的质疑甚至责备，于是，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面前——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而公信力正是近两届政 府反复强调的问题所在。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公信力再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的公信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行为和行政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决策缺乏科学化、 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腐败问题仍然突出；忽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意识淡化，行政问责制不健全；缺乏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这些都 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

我们不会参加一个安全信用度不高的旅行社组织的出行，不会购买没有售后服务的电器产品，不会饮用不知来源且没有生 产日期的水，拒绝一个行为不检点者当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同样，如果政府自身的信用，即公信力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下降甚至丧失， 一旦人们开始对她产生质疑，那么人的另一种权利便开始被行使，公民的不服从权。

“目前这个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其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 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它的活力和气力还顶不上一个活人，因为一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对于人民来说，政府是支木头枪。倘若人们真要使用它互相厮杀， 它就注定要开裂。不过，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需要某种复杂机器之类的玩意儿，需要听它发出的噪音，藉此满足他们对于政府之理念的要 求。于是，政府的存在表明了，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欺骗人民，甚至可以使人民利用、欺骗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真了不起。不过，这 种政府从未主动地促进过任何事业，它只是欣然地超脱其外。它未捍卫国家的自由。它未解决西部问题。它未从事教育。迄今，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国人民的传统 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从中作梗的话，本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政府是一种权宜之计，通过它人们可以欣然彼此不来往；而且，如上所述，最便利 的政府也就是最不搭理被治理的人民的政府，商业贸易假如不是用印度橡胶制成的话，绝无可能跃过议员们没完没了地设置下的路障；倘若完全以议员们行动的效 果，而不是以他们行动的意图来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应当被视作如同在铁路上设路障捣蛋的人，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是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 / 非暴力不合作》中阐述出来的观点。当年他因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被捕入狱一夜，正是这一夜激发了他对不服从权的思考。现在看来，这150年前在瓦尔登湖畔的沉思仍然存在着价值。

“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愿意服从的权威──因为我乐于服从那些比我渊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我甚至 乐于服从那些不是那么渊博，也不是那么能干的人──这种权威也还是不纯正的权威：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才行。除非我 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産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民主，如同我们所知 道的民主，就是政府进步的尽头了吗?不可能进一步承认和组织人的权利了吗?除非国家承认个人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于个人的权 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乐于想象国家的最终形武，它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 一样。如果有人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职责，但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不为其所容纳的话，它就寝食不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并且听其尽快瓜熟 蒂落的话，那么它就为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国家铺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