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
来源：《过去的大学》钟叔河 朱纯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05年12月一版一次 29。80元
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在沈阳发动攻击，不久即成立伪“满洲国”，继之以“冀东”事件，平津便成了中日冲突 的中心。至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日军又在芦沟桥制造事端，中国的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十二天后，战事在北平零星进行。两个礼拜内，宋哲元军 队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进入了这座古城。七月二十八、
二十九日，日军攻击天津，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校舍全毁。京华两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自然无法再留在平津。九月间经三校当局的筹划磋商，决定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便是联大的前身。 “临时大学”奉令由三校当局积极筹备，并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一百万元（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高壹字第一六二五四号函）分 与西南、西北两临时大学作开办费。中英庚款董事会因一时无法筹足，允各先拨二十五万元，临时大学（西南）乃得展开设校工作。当时计划亦甚简要： （一）校址：大学本部租定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男生宿舍则借用四十九标，可容千人左右。女生宿舍租用圣经学校附近之涵德女校，可容一至二百人。工学院借湖南大学工学院上课。 （二）设备：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之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之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用。防空设备拟利用四十九标之土冈，掘防空壕三十个，每壕容三十人，共可容千人左右。 （三）经费： （甲）开办费预算如下： 图书费五万元。理工基本设备费十五万元。其他设备费五万元。 （乙）经常费预算原则如下： 薪津60％，房租5％，办公费10％，设备13-18％，预备12-17％。 （四）组织： （甲）行政组织：本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之；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常务委员三至五人，由 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之。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之， 并由主席指定常委一人主持各种事项之执行。 （乙）院系设置：本大学设下列各院系： （1）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 （2）理学院：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地理学系、生物学系、数学系。 （3）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4）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 （五）开学 报到：十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廿四日止。 开学：十月廿五日 注册选课：十月廿五日至十月廿七日止。 上课：十一月一日 临时大学大体上照上列计划在进行，惟因长沙城内房子不够，遂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 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原来三大学南来同学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包 括清华六三八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新生一一四人，借读二一八人）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正式上课（此日即为后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校庆日）。三 大学教授亦陆续南来。根据柳无忌教授的记忆，当时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佩弦）、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龙荪）、冯友兰（芝生）、吴俊升 （士选）、罗廷光、周先庚及英人燕卜荪诸先生，后来有陈雪屏、刘崇■（寿民）、容肇祖诸先生陆续到校（见柳著《古稀话旧集》），自然还有柳无忌先生。至二 十日计清华七三人、北大五五人、南开二○人，共一四八人。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大师生坚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弦歌不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 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决定迁往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分两批进行。一批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黄子坚教授任团长，教授有闻一多、许骏齐、李嘉言、袁 复礼（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诸先生；同学则分成二大队、三中队，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费时岳领队。队伍于二月十九日出发， 步行从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全程一千六百六十三公里（号称三千五百余里），耗时两月零八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昆明。赵元任教授夫人 杨步伟女士、蒋梦麟校长夫人陶曾谷女士、黄子坚院长夫人和他们的女儿还向第一批到达的师生献花，并给大家做了一顿饺子吃。全体抵昆明后，黄子坚团长宴请全 体师生于海棠春饭馆。这乃是我国教育界在抗战期间之一项壮举，钱能钦同学有《西南三千五百里》纪其事（商务版）。另一批约八百余人，由长沙乘粤汉、广九铁 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滇越铁路到昆明，全程约十天。还有三百五十余位学生留在长沙。
一九三八年四月，临时大学奉令改称为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也是因为昆明房子不够，文、法商学院暂设蒙自，假歌胪士洋行上课。时，云南省的治安不大好，有女同学曾于晚间在小巷遇土 匪，因而晚间下课，女同学均有人持红缨枪护送。一学期后，由于敌机轰炸后方各大城市，昆明各中学疏散，联大乃得商借各中学校舍，法商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昆华 农校和昆华师范，文学院亦自蒙自迁回昆明。半年内，在大西门外建筑了文、法商和理学院的简陋茅屋教室和学生寝室，这便是联大的“新校舍”。工学院设在昆明 拓东路三会 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四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又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增设师范学院。至此联大规模已具， 教学乃顺利进行。 历史社会系于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分为历史与社会两系。并和北平图书馆合作，设立“中日史料征集委员会”，广事搜集抗战史料。次年，社会系划归法商学院。 西南联大校务，由北京大学蒋梦麟（孟邻）校长、清华大学梅贻琦（月涵）校长、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三位常务委员负责主持，梅任常 委会主席。张长年在重庆，蒋亦不常在昆明，因而学校大部分行政责任都落在梅的身上。梅先生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从无疾言厉色，亦不慷慨激昂，默默地领导着大 学的工作。一九四五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由傅斯年（孟真）继任，傅又荐胡适以自代。一九三九年教务长是樊际昌（逵羽）教授，其后潘光旦教授兼任一 个时期，杨石先（绍曾）教授继任。最后杨先生辞职，梅贻琦自己兼任，直至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总务长郑天挺（毅生）教授，是明清史专家。西南 联大除常务委员会外，另有教授会组织，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一九四○年，设立分校于四川叙永，地址在文庙、南华宫、春秋祠、帝王宫、城隍庙等处，分校主任为杨振声（今甫）教授，于三 十年元月上课，后来当时教育部又决定一年级全设昆明，叙永只设先修班四班，当然大学部同学也全部迁回昆明（其后先修班也迁回昆明），联合大学分未久而又 合。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育孕出联大 的优良校风。‘自由教学’是它的显著特点。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错综复杂和散漫紊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尊重个性和学术独立的自由。不合 理的自由，为联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为联大所尊重。”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的精神和人格，教师们作学问的认真态度，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 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薰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文学院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 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 系。 院长冯友兰（芝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他的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查报告里 说：“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分析内圣外王之道，（陆续发表了）《新世论》、《新理学》、《新世训》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他把人类的行为分为三种： 道德的，如爱国助人；不道德的：如出卖国家，陷害他人；非道德的，如一切自然行为。人类的成功，也有三方面：立德——道德的成功，靠努力；立功——事业的 成功，靠机运；立言——学问的成功，靠智慧。冯氏讲话有些口吃，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朱自清（佩弦），继为罗常培（莘田）教授。其后罗常培教授赴美，由罗庸教授继任。罗莘田教授在声韵学 方面的成就，是举国公认的。朱自清（佩弦）教授的散文也是有口皆碑，每个中学生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背影》。他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批评，有他独到的见 解。他不但讲书认真，还坚持要学生写读书报告。他不同意只顾教师自己研究学术。他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服务，下一代 怎么办?”因而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从不缺课。罗庸(膺中)教授温文儒雅，搜集很多资料。他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他不但深懂文学，对佛学 也有很深刻的造诣。如果有机会和罗教授长谈，和听他讲《论语》同样有益。 闻一多教授讲唐诗、讲乐府。他著有《唐诗杂论》、《周易义证类纂》、《诗经今译》、《乐府诗笺》。他用人类学知识讲这些古 代民谣。他对金石、诗词都有其独到之处。唐兰教授的中国语文专书研究和文字学，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真不愧为文字学的大师。他授 《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同学好好读书。杨振声(今甫)教授专授传记文学。浦江清教授的诗词，由每一个字讲起。此外教授还有游国恩、王力(了一)两位。 当然，还有自称世界上自古至今只有两个半庄子(庄子自己和一个日本教授)，而他是其中半个的刘文典(叔雅)教授。刘叔雅教授不 但是庄子权威，他的骈体文也不让魏晋人士专美于前。他讲授文选，有时一个字要讲一小时。本来，一个字代表一种宇宙现象，要写好文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认清 楚，而且要多识字。副教授有许维■(骏斋)、陈梦家，教员则有邢庆兰、李广田、李觐高(次峰)、彭丽天、张盛祥、赵西陆、高华年，助教有冯钟云、王志毅、 赵仲色、孙昌熙、周定一、陈士林、吴宏聪、姚殿芳等，当然也和其他各系一样，八年期间，时有变动。中文研究所则设在距昆明八公里的龙泉镇司家营，几个研究 生在默默地作研究工作。 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本是叶公超教授，叶教授未久去了伦敦，而由陈福田教授继任。外文系为抗战可以说做过一些工作。尤其自珍珠 港事变之后，美国空军到中国作战，需要大量译员。外语系同学有许多参加译员工作，外语系教授则参加训练译员。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身体壮健，一口华侨国语比 英语差得多，哈佛大学毕业，热诚爱国，编有《大一英文》，固不仅联大采用为教本，且作为“大学丛书”风行全国。 教授吴宓(雨僧)讲授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等。 他手持从法国带回的手杖，是刘叔雅教授的传人。现在红楼梦已成世界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吴教授早就成为红学权威，可能“红学”(仅就“红学”二字，现在已成 为一种学术)是由他开始。某同学在文林街开了一座小饭馆，名曰“潇湘馆”。雨僧教授一气之下，打毁了他的门窗用具。他认为不应该用林妹妹的公馆作饭馆的名 字，小饭馆只好关门。 外语系教授还有莫泮芹、潘家洵(介泉)、冯承植（君培)、袁家骅、闻家驷、吴达元、陈铨(涛海)、杨业治(禹功)、陈定 民、赵治熊、傅恩龄(锡永)、林文铮、洪谦、黄炯华(以尚)、李赋宁、薛成之、衣家骥、刘世沐、贾恩培、李华德、徐锡良、陈嘉，还有美籍教授温德 (Winter Pant)授“英诗”及“现代诗”，英籍教授白英(Rober Pavyen)授“现代小说”和“伊利莎白时代文学”。 人在桥上看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月亮点缀了你的窗子，你点缀了别人的梦 短短几个字，卞之琳教授的新诗，写尽人生哲理。闻一多教授认为卞氏的诗是旷世之作。冯至教授专讲“歌德”，十分关心国事。柳无 忌教授任教仅一年后去了重庆。教员有王佐良、王庆祗、杨周翰、区伟昌，助教有王还、周榆瑞、蒋智存、查良铮、颜锡瑕、林同梅、李■石、蒋铁云、陈祖文、俞 铭传、张振先等。写《未央歌》的鹿桥（吴讷荪），也在联大任助教。杨西昆也曾在联大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 哲学心理系系主任汤用彤（锡予）教授的《魏晋玄学之研究》、《魏晋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魏晋时代圣人之观念》，都是一家 之言。他在印度佛学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为人正直诚恳。金岳霖（龙荪）教授对逻辑和哲学问题，恐怕除了他吃饭睡觉时间以 外，时时刻刻萦系于怀。他的知识论和“论道”均已享誉国际。冯文潜（柳琦）教授的美学，绝不让朱光潜专美于前，和蔼庄严，令人景仰。贺麟（自昭）教授是研 究黑格尔专家，他讲“正”“反”“和”辩证法，“和”就是矛盾的统一，他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是典型的矛盾的统一。一九四一年清华大学用一连串的演讲庆祝 三十周年，哲学方面贺教授主讲。他说：“研究哲学如果不以国家为念，仅为哲学而哲学，将是玩物丧志。”他说美国杜威教授七十寿辰，各方哲学家用骂来祝寿， 因而他也用“口不择言”来庆祝清华三十年。 冯友兰（芝生）教授前面已说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必再提。沈有鼎（以武）教授的形而上学，有时不知在讲什么。教授还有郑昕（秉碧）、王宪钧、周先庚、敦福堂、王淮诚诸先生，副教授胡世华，专任讲师熊十力，教员郑沛畛、曹日昌，还有助教石俊、任继愈、齐良骥等。 历史学系集三校教授于一处，都是一时人选，八音合奏，五色交辉。梅月涵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九 期）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蜚声士林。”系主任雷海宗（伯伦）教授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 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他上课不带片纸 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他有超人的记忆 力和异于常人的见解。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 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陈寅恪教授为旷代大师，先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又至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终身无任何学位，使他几乎进不了清华国学 研究所。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之大部分，对每一字均求其正解，而且精通梵文、巴利文，也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西夏文及土耳其文，当然英、法、 德、日，再加上拉丁、希腊文全精。陈寅恪真是无所不通。昔仲尼博学无所成名，而陈氏博学的重点则在于史。他的著作大半也属于史的方面，在联大授“魏晋南北 朝史”和“梵文”。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瞑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 帐，却也如沐春风。至于陈寅恪的诗，俞大维说：“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将 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记得胜利之后，成都某一家报纸，刊登先生一首七律：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真是一首好诗，令人低徊哦吟，伤感不已。可惜陈寅恪教授在联大仅一年，即因健康关系而他去。 姚从吾教授毕生致力于宋、辽、金、元史，晚年对元史尤有创论，对邱处机特别推崇，在联大讲授宋史和史学方法。毛准（子水）教授 史籍名著：《史记》和《史通》，并曾教授科学概论。郑天挺（毅生）教授和孟森（心史）教授衣钵相传，授明清史，再传至何鹏毓（耀南）。向达（觉民）教授也 授明清史，但对中西交通史享名当世。皮名举、蔡维藩（文侯）两位教授的西洋通史，每课学生挤满一个大教室。皮名举教授用“组织能力”和“发明天才”来决定 一个民族之优劣。刘崇■（寿民）教授西洋近世史也是权威之论，待人和蔼可亲，热诚爱国。张荫麟教授不但授历史，而且还讲逻辑，仅“1”的独特与发展，就发 展一个学期。外籍教授葛邦福讲授西洋上古史。王信忠（迅中）教授是日本通，授中日外交史。吴晗（辰伯）和丁则良教授授中国通史。邵循正教授年轻叫座，他对 蒙古史颇作了些研究。此外有白约翰（佩之），讲师杨志玖，教员何鹏毓、游任达、赵玉良、李忻、宋泽、邵景洛等。皮名举教授说，唯有北大、清华才能养住这一 群教授。 理学院 再说联大理学院，更是漪欤乎盛哉。三校教授聚于一堂，虽然在简陋的环境里，又没有理想的设备，但研究工作何曾一日稍辍！甚至有 些位教授专事研究而不开课，难怪当时有人曾责怪联大“囤集教授”。“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一位与三校有渊源的人士，目睹联大盛况，曾为此盛况而如此歌 唱，理学院与有荣焉。院长吴有训（正之）调长中大之后，由饶毓泰（树人）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江泽涵教授对微分几何有特殊研究。作人态度和蔼，治学认真谨 严。华罗庚虽然走起路来“八面威风”，但他教授近世代数却是一绝，他的“素数论”曾震惊当世。此外，还有姜立夫、杨武之教授（杨振宁之父）教微积分。姜教 授为数学界前辈，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诸先生均出其门下。申又枨教授的高等微积分，田方增教授的微分方程，蒋硕民教授的高等代数，刘晋年（伯蕃）教授的 积分论，也都非常叫座。还有教授张希陆、程毓准、许宝■、赵访熊、陈省身、郑桐荪，副教授赵淞（雨秋），俱是一时之选。陈省身教授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名噪 国际，应用数学课程（如电工数学、高等微分方程）在国内西南联大首先开出。英文最好的钟开来及王湘浩都还是专任讲师。研究助教则有孙树本，教员有闵嗣鹤、 陈鸿远、彭慧云三位先生。助教则有王寿仁、栾汝书、龙季和、虞介藩、傅铁健、刘诉年、钱圣发、施悉同、孙本旺、颜道岸、王联芳、冷生明。 物理系教授更是聚全国之精英。系主任饶毓泰（树人）兼任理学院长，不仅是学术界权威，也擅长于行政。联大、北大的理学院之 所以能对学术有最大贡献，树人先生之功不可没。吴大猷教授的近代物理学、原子与分子光谱学、理论物理、电子力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低于国内。朱物华教授的 无线电学，霍秉权（重衡）、郑华炽教授的普通物理学，赵忠尧的力学。叶企孙教授不但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他的电磁学也很叫座。王竹溪教授的热学、统计 力学是二次大战时新学问。还有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马仕俊、许祯阳诸教授。这样的教授阵容，虽不敢言绝后，但确属空前。以如此之济济多士，才能孕育出 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学人。讲师有戴文赛，助教有沈寿云、薛琴芬、虞福春、卓励、梅镇岳、张家骅、胡玉和、金光杰、王代■、黄永泰、郭沂曾诸先 生。 化学系主任杨石先(绍曾)教授，曾兼任教务长。其后由黄子卿(碧帆)代理，他讲授理论化学。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 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 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教授孙承锷授普通化学，不 重考试，但考试时如被发现作弊，处罚可就严了。张青莲教授用由美国自己带来的材料和仪器作重水研究。朱汝华(实君)、高崇熙、邱宗岳(崇彦)、严仁荫、刘 云浦，还有中央研究院钱思亮先生也曾任教一时。张为申(伟森)专任讲师，朱汝瑾教授当时也是助教。化学研究，有待于充实之验器。抗战期间，由三校南运者固 不多；而战时交通阻隔，采购不易，是以甚感简陋，影响于研究者固甚大也。 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教授的普通生物学最为同学所畏惧，普通植物也很难过关，教学严格闻名全校。陈桢(协三)教授的细胞遗传 学，对金鱼突变的研究，早已蜚声国际。据说“维他命”一名词，即陈教授所译。教授张景钺(岘侪)是植物学权威，周先庚、沈嘉瑞、杜增瑞、殷宏章、沈同教授 发现橄榄所含维他命特别多。吴素萱是副教授，罗苇士、萧承宪、牛满江(渊如)是助教。当时助教有十五人之多。吴韫珍教授因工作忙碌，生活困难，极近于殉道 精神，而殁于昆明。宁不令人敬佩！
地质地理气象系，因西南地质构造复杂，矿产种类繁多，地层完备，地学系得天独厚，利于研究，故对我国西南地质之研 究，未曾因交通阻隔、图书仪器缺乏而少有贡献。其教授个人之研究更有足述者：系主任孙云铸(铁仙)系古生物学专家，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对地层说也有独到之 处。张席■(惠远)教授对贵州三叠纪之研究蜚声世界。张印堂(荫棠)教授是中国地理学权威，在联大授中国地理总论，于滇西告急之际，不畏危险，深入江心坡 一带作实地调查。袁复礼(希渊)教授学问渊博，足迹遍华夏，讲起学来如天马行空，忽焉在前，忽焉在后。他和冯景兰(淮西)教授，先后赴西康作地质矿产之调 查。一九四二年夏，与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教授还有王烈(霖之)、王恒升(洁秋)，外籍教授米士、苏良赫(赫声)。地理方面有鲍觉 民、钟道铭、陶治渊诸先生。气象方面有赵九章、李宪之(达三)、程纯枢、顾均禧、高仕功诸教授。后来各教授均有高就，只有李达三教授固守岗位，一家六口， 贫困异常，然怡然自得，教授严格，每劝学生多读书少管闲事。助教多达八九人。 法商学院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授文化论，他主张全盘西化，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说文化是有机体，不能割裂一部，为此 曾和文学院长冯友兰辩论一阵。结果还是冯先生说，辩论往往是后息者胜而终止。其实我们也觉得全盘西化有问题，仅让你天天吃面包一项，不但小麦不够，而且也 受不了。法律系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当年北大四公子之一，到联大时已有老态，甘贫乐道，择善固执，讲授法学概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对“大规模社会秩序之 整理”，一整理就半年。一学期下来，尚未提出法律是什么。他责怪世界局势的纷扰，政局的不安，是因为他不再讲授国际法所致。有一次公开讲演，他说：“国际 公法不教了，国际关系也不谈了，国际上于是乎太乱了。”言下不胜唏嘘。戴修瓒教授的人格，比他的大胡须还美。当年在北京因受理燕树棠先生状告国务总理段祺 瑞，和燕树棠教授一起被逐出京师。教授有蔡枢衡（天助），章剑（化侬）、李士彤、张企泰、赵鸣歧、费青、罗文干诸先生。最令人羡慕的是芮沐教授，他因为兼 任律师，收入颇丰。助教仅三四人，学生较少，但有成就的却很多。 政治系系主任张奚若（熙若）教授，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作人一丝不苟。他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研究室主任钱 端升教授，博学深思，授课也材料最多，因而参考书一大堆。期考的时候，要同学把参考书全抱到教室，随意翻阅。但如果平常不熟读，笔下不快，你也休想及格。 吴之春教授的现代政治思想史、英国宪法史，也是叫座的课业。此外教授还有崔书琴、赵凤歧（鸣歧）、邵循恪（恭甫）、王赣愚（贡予）诸位先生。助教仅二三 人。 经济系和商学系可以并谈。不但同学人数冠全校，全系多达五百余人，课程方面，多半属于理论方面，教授也最多。系主任陈总 （岱孙）教授，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经济系同学人数虽多，但毕业时问题最少，同学选课时不容马虎所 致。他授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 些因上一堂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则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同学无法笔记。把他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 赵■抟（濂澄）教授经济思想史、西洋近代思潮及商业循环，讲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原富》一书如何修正用字：wear and bare改为bear and wear都说清楚。以中国之Marshall自居，同学不称赵先生而以Marshall Chow称之。他学问渊博，举止安详，每以藏书丰富自傲，喜欢旧诗。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 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萧蘧（叔玉）教授讲经济概论与国际贸易，因为讲解过于详细，每学期很少能讲完。秦瓒（缜略）教授教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 史，他不高兴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他曾反驳胡适先生的“井田制度是孟子面壁造谣”的 说法。考试的时候，坐在教室手捧报纸，惟恐前面同学吃亏。但以他讲解之有条理，同学上课的兴趣，再加上最低八十九分，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去抄袭。杨西梦教授 的高、初级统计学，也是一门叫座课业，他常常慨叹我们的数学根基太差，比起德国人差的太远。高级统计学如果数学根基不够，真难懂，几乎认为是在讲玄学。他 也授数理经济。 周作仁教授讲授高、初级货币银行，态度之认真，真是罕见，一小时下来，力竭声嘶，满身粉笔灰。据传周教授当年丢弃了天津金城 银行经理，而悄悄到北大教书，金城银行曾登报寻人。家住在呈贡，有时背负几斤老米，下火车还要跑十几里路。平日寡言笑，但三杯酒落肚，议论大发，由国府主 席到法学院长为止，惟对系主任绝不妄加一辞，说是为保留风度。他对同学非常客气，但考试之认真，有如他的作人。周炳琳（枚荪）教授讲授高级经济理论，教材 用A. Marshall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坐在系办公室逐句讲解，没有考试，每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最好用英文写，准列甲等。枚荪教授一身正气，赵濂澄教授誉之为“大气磅礴， 有所不为，代表北大精神”。戴世光教授也讲初级统计学，并兼主持人口普查研究所。伍启元教授授“国际经济政策”。伍教授读书过多，腹笥渊博，经济政策旁征 博引，对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备极推崇。但因广东口音过重，字音难辨，笔记也最难记。往往讲一个问题有三点，却只说了两点，有的同学追问第三点，他说第 二点包含两点。他和杨西孟先生，常常对当时经济政策有所建议，往往是“不幸而言中”。 腾茂桐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以正统派理论授经济概论。丁佶教授系商学系主任，他教会计学最令人难过关，可惜他不善游泳， 以致在大普基灭顶，由贺治仁副教授接任。而毕业同学谋事的烦事，便落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的肩上。徐毓■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讲授“高级经济 学”、“经济名著选读”，大半是高年级或研究生所选读。当时把Keynes的“充分就业”观念，也带进了联大。此外还有张德昌教授在联大授课未久而离去， 姚嘉椿、周覃祓先生是讲师，助教四五人。 社会系是由历史社会系独立而来，系主任陈达(通夫)教授，讲授社会研究法和社会调查，他和陈序经都开过“华侨问题”。吴泽 霖教授授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但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办理译员训练班。以优生学著名的潘光旦教授，当年是清华教务长，学生时期，因踢足球而折断一条腿，因 而走路有三条腿。他译的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不仅有信达雅之译笔，也用尽了我国二十四史、野史、笔记、专著、诗词、戏曲、稗官小说细加详注，足见先生读 书之功力，学问之渊博，中西之通达叹观止矣！潘先生曾读遍二十四史，也许“宗谱”收藏最富，因为他要在家谱里找遗传的证据。他的“优生学”和“西洋社会思 想史”，也是叫座课程之一。社会系教授，在战时为国家作了不少对人口政策有影响的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和李景汉、李树青、戴世光诸先生，全是社会系教授，助 教则仅有李植人、袁方二人而已。 工学院 战前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所以工学院保持清华风度最浓厚。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同学们努力读书，认真运动。 工学院院长施嘉■，是水文学专家，他开的“堡垒工程”，“要塞工程”均与军事有关。他与阎振兴(光复)教授主编之《昆明水工试验研究丛刊》和当时李谟炽教授主编之《公路研究丛刊》均为内容充实，极富学术价值的刊物。 土木工程系设备不够充实，但教授在结构、水力、交通及市政工程方面，颇为理想，且各方面均有研究实验之成绩，并曾为地方工程机 关及美军工程部解决若干困难问题，甚至协助云南省抗疟工作，而各位教授且不断著述，系主任陶葆楷(作楷)教授之《给水工程学》与《军事卫生工程学》，察方 荫之《普通结构学》，吴柳生教授之《工程材料学》(《钢筋混凝土设计》他首先将英制改为公制)，张泽熙(豫生)教授之《铁路工程学》，均为传世之作。还有 王裕光(明之)教授之《坊工地基及房屋》、《工程估计及契约》，刘恢先生之《结构学》，均为一时名著。名建筑师张昌华、衣复得、王龙甫，王明之诸先生，均 曾任土木系教授，助教九人，目前多已成名。 机械工程系设有金工、土木、锻工、铸工、造水等厂及热工试验室，是工学院规模最大、学生最多一系。系主任先是庄前鼎，后为 李辑祥（筱韩）教授。庄教授的“兵器学”，李辑祥教授的“机械设计制图与原理”，刘仙洲老教授的“机动学”，均副时望。还有王师义、刘德慕（景竹）、王遵 明（直承）、孟广喆（哲公）、董树屏（邱竹）、梁守盘、冯钟（豫诸）教授分别授“应用力学”、“金相及热炼”、“热工学”及“汽车工程”等。褚士荃、甯 ■（旭光）两位副教授，授“工程画”等。此外还有强明伦（叙五）、李宗海两位讲师和助教十余人。机械系同学人数繁多，为工学院各系之冠。当时云南耀龙电力 公司，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厂，中央机器厂，兵工署第五十三及廿三兵工厂，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第十飞机修理厂，云南裕滇纱厂，全有机械系三四年级同学 在实习。 电机工程学系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添设。章名涛教授兼系主任，赵友民、倪俊、任之恭，都兼过系主任。教授有马大猷（倬道）、倪 俊、毛启爽、任之恭、叶楷、钱钟韩、范崇武、张瑞岐诸先生。严睃（睃夫）、钟士模（子范）、胥室澄、陈荫谷、沈秉鲁（葆东）和年轻的徐贤修（洁人）全是专 任讲师。课程有“电工原理”、“电讯网路”、“直流电机”、“发电所”、“电磁测验”、“交流电机”、“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原理”、“电工及电机实验 ”等，张友熙教授还兼任电讯专修科主任。助教则有唐统一等六人。 航空工程系，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战时需要而筹设的，同样造就了不少工程师。系主任王德荣教授，授“飞机结构”与“概论”，教授 有李锦安、王宏基二位先生，当时航空系本身课业不多，一般性课业则与电机、机械系同学共同上课。王宏基教授之“空气动力学”，甯■教授授“内燃机”、“航 空发动机”等，秦大钧教授也教过“空气动力学”，教授还有周惠久、金希武、刘治勤、丁履德诸先生。
化学工程系原仅南开大学设有，当时原以为机械系与化学系相拼凑，雅不如今日之无物非化工也。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 苏国桢、谢明山教授。中原理工学院院长谢明山教授授“化学工程”和“化学机械设计”，张青达教授授“理论化学”，丁嗣贤教授授“酸碱工业”，陈关符先生授 “工业化学”。张明哲先生此时也在化工系。教授还有潘尚贞、胡志彬、高长庚、赵越寰、周荫阿（铭西）诸先生。钟秉智先生曾任专任讲师。助教则有六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大又增设了电信专修科。 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 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 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 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 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 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 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 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 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 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 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 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 never 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 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 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 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 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 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 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 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 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 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 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 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 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 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 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 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 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 《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 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 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 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 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 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 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 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 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 须于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于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 因也。 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 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冢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教务、总务、训导处及 图书馆。最后有饭厅二栋。进大门右有青年消费合作社，售零星食物。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株，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萍，青萍下有时蛙声 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于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萍，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 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月会亦在此。除常委外，政要、学者、贵宾到校讲演之场所。场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 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 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 图书馆旁为各系办公室，教务处、注册组、总务处、训导处均在附近。学校大政方针，同学选课贷金请求俱出于此。再北有小水 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不仅吃饭且为演戏之所，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争食而生纠纷也。广 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有一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南区在护城沟（无水日沟）与环城马路中间，也是围以土版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各 系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均在其中，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版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 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东南有便门，出便门数十步，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 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通史、概论一类课程均在此上课。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经济系之会计学、民法概论等大班均在此上课，或供教授学人 演讲之所。再进为一运动场，场旁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操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旁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 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文学院课程多在此。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一九四一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 有小型操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一九四○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潘光旦教务长， 曾在其南半顶下主持教务。一年级经济概论，亦曾于此讲授。“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一九四一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师范学院在昆明城外，凤翥街之西，昆华师范原址。昆师疏散后，即为师范学院所在，房屋较整齐。教授数位，亦居其中。 工学院在拓东路二馆一仓——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自新校舍穿越昆明城区，步行约一小时可达。南盐拓东路，北临农田， 并有大运动场。虽然庭院楼阁、殿宇庑廊，看起来似甚巍峨，但宿舍——盐行仓库——臭虫之多，令人惊叹，每使初到同学，无防臭虫经验者战斗终夜。三年下来 （一年级住新校舍），多成捉虫能手。经济史上谈到欧洲中古农奴生活，夜间睡眠，衣服须盖在被上，床上有很多虫类，大概如此。 附带再来看看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联大的教授尽是当代的权威，已如前述，但他们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一九四○年至 一九四一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 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 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 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 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至于联大同学“吃”的情况呢：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资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 ”、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 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块， 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芽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一九四○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 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 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 亦不少，可谓难能矣！ 至每年毕业人数，则可根据档案约略统计，但亦仅其大概而已： 一九三八年度毕业三○五人均为北大、清华、南开同学，联大仅十七人，师范七人。一九三九年一○六人（恐有误）。一九四○年一二三人。一九四一年三六五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四人。一九四三年四九八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三八六人，从军二九一人。一九四五年三八○人。 几篇文献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准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北大、清华、南开各恢复原校，西南联大于七月一日结束。新校舍大厨房后面土丘下，立起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文曰：（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刻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 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 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 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 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 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 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 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 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 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 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 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 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 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 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 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
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
来源：《过去的大学》钟叔河 朱纯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05年12月一版一次 29。80元
一年多以来，我书桌上常放着四本 书，我在译述工作之余休息时，总喜欢翻翻它们，引起无限亲切的遐想，使我一再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苦难岁月，那些充满着抗争和求索精神的激动的日子， 那个特殊时代特殊机遇所交织起来的奇丽梦境里。这四本书就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二、《笳吹弦 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三、《笳吹弦诵情弥切》（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四、《西南联大在蒙自》。此外，还有好几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上海 校友会编印的《通讯》。这些书刊都附有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图片、校歌，当年好几位教授老师们的题词和手迹，以及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先生 书丹的极为贵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这碑文意义博大深远，充满激情，文采斐然，记叙西南联大始末，阐明其精神与成就；此文是冯先生得意之作，定 当流传久远，以启迪后人）的复制片等。除《校史》外，每本书和通讯里边都有许多老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还有一些难得的史料。《校史》一九九六年十月 北大出版社印行，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主编，共有六百多页，是依靠十几位校友辛勤努力，经过十多年的多方面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而编成的一部巨著。可以说，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如此详尽完善，如此有意义的校史，是空前绝后的。说“绝后”，因为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西南联大的精神过去存在，现在还 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而且应该使之发扬光大的。正如不久前在上海《文汇渎书周报》上发表《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的作者鲲西学长所说的：“西南联大已是 历史陈迹，但它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不会被遗忘的。”说得多好，我完全赞赏他的见解。为《校史》写序的陈岱孙先生更是具体地说 明西南联大的卓越成就，光辉的贡献，他着重指出：“人们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 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校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院系史”，都由各院系一位老校友负责撰写，倾注了各自的研究、理解和热情；比如外国语言文学系史就是现任北京大学 英语系教授李赋宁学长执笔的。书中将各系历年所开的课程，每门课担任的教师都一一列出；对主要的教授还作了专门介绍，他们的生平学历等，甚至还概括说明他 们授课的特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外文系里，吴宓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很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他 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吴宓主张外文系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并且 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很有关系”。
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 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 默、秀逸，讲授生动。”
以上所引赋宁学长对于吴、叶两位老师的讲课特点的简要说明和评论，是完全符合实情的。当年我在蒙自和昆明上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叶先生的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这两门课时的情景犹淹留心中，具体、明朗、生动、深刻；这会儿我仿佛又亲切地望见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又想到吴、叶两位先生这样的教 学方式对于今天我们大学里文科（尤其是外文和中文系）是大可借鉴而加以继承发展的，所以我很乐意在这里介绍一下。《校史》最后附有全部学生名单，从哪年到 哪年，毕业或肄业，本科或研究所的，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一查就行。今天国内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界许多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还有诗人、作家、翻译家， 作出各种贡献，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已故或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同学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们的名字。
《西南联大在蒙自》由云南蒙自县文化局、蒙自师专和蒙自南湖诗社合编，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这是本较新鲜别致的纪念文集，编得挺好，封面很 吸引人，印有南湖风景、海关大院内原来的教室和歌胪士洋房里原来的师生宿舍等三张照片。书中收有陈寅恪、钱穆、郑天挺、朱自清、陈岱孙、浦薛风、柳无忌、 杨业治、浦江清等先生的回忆纪念文章和旧体诗；闻立雕的《忆父亲在蒙自二三事》和宗璞的《梦回蒙自——忆冯友兰先生在蒙自》两篇文章。当时南湖诗社发起人 之一刘兆吉学长还特地写了一篇《南湖诗社始末》，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工作（如办墙报、讨论会等）及成员情况。这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南湖诗社是 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教授热忱鼓舞和亲切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校史》第一篇“概述”里提到这个诗社说：“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成 立了一个诗社，取名南湖诗社。他们请朱自清、闻一多为导师，出版诗歌墙报，还举行了两次诗歌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前途、动向等问题。他们提倡新诗，以写新 诗、研究新诗为主，对旧体诗并不反对。……社员有查良铮（穆旦）、赵瑞蕻、周定一、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等。后来他们在诗歌创 作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上文提到的鲲西学长写的一文中也说：“西南联大的诗歌活动是从蒙自南湖开始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有周定一的《南湖短 歌》就是在当时南湖壁报上发表的，说是发表其实是贴在墙上的。……而我记忆最深的是赵瑞蕻君也贴在墙上的一首长诗，一时间颇为轰动。”（我这长诗就是《永 嘉籀园之梦》，后改题为《温州落霞潭之梦》）这本书里杨业治先生写的《从南岳到蒙自》一文最后还特别翻译了歌德《浮士德》卷首的《奉 献》（Zueignung）一诗，他说：“回忆蒙自旧事，恍如隔世。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篇首《奉献》所述，合我此时情意。译此诗以志怀。”在这里，我 想引该诗第二节（全诗共四节）作为六十年前我们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亲切的南湖湖畔度过的难忘日子的纪念：
你们带来了欢乐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爱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个古老的，半已淹没的传说，
初恋和初次的友谊随着来到；
唤醒了的旧日痛苦的怨诉，
复述着生命的迷宫似曲折的道路；
又说起那些命运夺走了
美好的时光，先我而逝去的好人。
六十年前，从南岳山中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暂时找了教学读书的安静环境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教师和学生中如今仍健在，还能做点事的人不多了；绝大 部分的老师教授们已成古人，“先我而逝去”了（vor mir hinweggeschwunden）。我们在蒙自虽然只待了半个学期，但那里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情景却在我们大家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朱自清先 生在《蒙自杂记》里所说的：“我在蒙自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作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我在这里再抄一段宗璞 《梦回蒙自》一文中关于蒙自风物的描绘，对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怀念，以及她自己的感受：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 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 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 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关于蒙自，我那三篇怀念朱自清先生、燕卜荪先生和穆旦的散文里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了。陈岱孙先生也为《西南联大在蒙自》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我觉得应该把他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最后几句话引在这里：
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直至今日，凡是当年蒙自分校的同仁或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 时，都对之怀着无限的眷恋。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 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因此，《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所征集文章还不只是个人 当年雪泥鸿爪的一般回忆，而实为呈现当年时代史迹的纪录。
每当我翻阅这些书刊时，我眼前立刻浮现着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穷凶极恶地蹂躏祖国大地，抗日烽火高烧，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敌机狂炸下， 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等地克服各种艰难，以“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是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的景象。西南联大的历 史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共计八年十一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九个学年。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局势中，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三座久负盛名而各有 其历史和校风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先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中，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共同建立了西南联大；又依靠这 三位常委的领导，在全体师生支持努力下，逐步克服了外部种种物资的匮乏，消除了内部某些分歧和矛盾，终于坚持了九年之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 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真是了不起！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郑天挺先 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 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 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我想郑先生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西南联大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也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这就是“坚持学术独 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校史》前言）。这也就是上面提及的西南 联大精神。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点许多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里都多多少少地谈 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林语堂先生路经昆明（那时他准备到美国），参观西南联大并讲演，他很激动地对大家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这句名言一时传为美谈，确是一语道出了当时联大的景况。二十多年后，有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中文名字是易社强）有一天在哈佛大学 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一本《联大八年》，立即吸引了他，发现战时中国在西南角上居然办了这么一个大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便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短 短八年中竟能培养出这样众多出色的人才？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兴致勃勃地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五十多位联大教师，两百多个联大同学；还不辞辛劳，远渡重 洋，来大陆和台湾七八次，深入调查研究，终于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七百多页的巨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后来是否仍用此书 名，是否已正式出版，待考），这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 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请注意这句话中连用了五个“最”字）后来，一九八八年，他为了纪念西南联大五十周年， 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愿意抄几句，且听听一位外国学者朋友怎样评论西南联大吧：
……中国北方知识分子精英的荟萃，使联大顿时成为一所超级大学。……联大的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 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个大学。由于联大师生无所畏惧地捍卫了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抨击了重庆的一党专制，联大获得了“民主堡 垒”的美誉。……到一九四六年秋天，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回到原先的校园时，联大已为自身在中国现代史上赢得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 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全文中译见《云南师大学报》一九八八年十月编印《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我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那篇纪念穆旦逝世二十周年较长的散文里，曾说“六十年前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秋天是灰色的、黑色的、动荡的、凄凉的、 悲愤的，兵荒马乱，烽火连天；也是同仇敌忾，充满着反抗呐喊声的”。那时，一九三七年秋天，十月里，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大学师生，再加上不少从别的大学 来借读和转学的学生，克服了路途险阻，千辛万苦，流亡到长沙，在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学校觅得难得的栖身之地（包括南岳山中的临大分校文学院），继续教学读 书。那时，长沙一时就成为三十年代末期狂飙怒涛中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密集团聚的一个据点。可是不久，只有三个月短暂的时间，由于强敌深侵，时局紧迫，学校 被迫西迁昆明，正如后来《西南联大校歌》里所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支知识分子大军，其中有许多当时最著名、 最有影响的学者专家教授，文化学术界的精英，又开始长征，“兵分两路”，水陆并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跋涉，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 最后又都汇合相聚在昆明（联大文法学院蒙自分校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搬回昆明，与理工等学院合在一起了），那个云贵高原上的春城，五百里滇池边上的一颗明珠。 从长沙临大学期结束，开始西迁，到昆明西南联大新学年开始，正好半年时间。师生全体虽历艰辛，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未出大事故，这真也是了不起的！更可贵 的是，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内地，了解生活景况，民间疾苦；或路经英、法殖民地，亲见丑恶现象，这都不是平时在课本上所能具体地体会到的。这些锻炼，这 些不可多得的考验，使师生睁开了眼睛，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更加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对以后的生活和斗争起了作用。闻一多先生在一封给他父母亲的信中说：
……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如此继续步行，六天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 像，然而终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 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闻先生在一封给一个学生的信中又说：
十余年专业之考据，于古文纸堆中寻生活，自料灵性已濒于枯绝。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八年八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 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冯友兰先生的题词中也说：“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 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
一九三八年秋天，整个联大总算安顿下来，师生开始新学年的教学和学习，迈入另一阶段的生活境遇中了。那时，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和不少座中 学、专科学校（因避敌机空袭，这些学校疏散到乡下或外县去）的房屋，作为教室、行政办公用屋、师生宿舍等。后来又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 多亩土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 其他租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 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校史》前言）。也正是那个难忘的秋天，当大家 稍稍安定下来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袭击昆明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我们初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九月二十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 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里一个住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大教室里，幸亏我们一听到“预先警报”就往外面 田野里跑，躲避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了一半；平日中晚两顿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站着吃的。从此以后，敌机时常来骚扰投弹，也 因此，“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关于“跑警报”，我在作于一九四○年的那首长诗《一九四○ 春，昆明》（这首诗或许是我国新诗中采取现代派手法惟一集中描写日本鬼子轰炸的长诗）和作于一九九五年春《当敌机空袭的时候》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 里从略了。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 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 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 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 ，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Caf■ chez nous”（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不过，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 ”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 的一幅幅风俗画。
我从一九三七年秋入学到一九四○年夏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立即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事儿，在温德（Robert Winter，原清华外文系教授）先生主持下的“基本英语学会”工作。后又在云南英专教英文（清华校友水天同先生是校长），最后转到岗头村昆明有名的南菁 中学教高中一年级英语，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离开昆明上重庆去了。所以，我与西南联大有整三年可喜的缘分；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种种情 景仍历历在目，仿佛这会儿就呈现在身边似的。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感受，或者一些理解——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认识，特别研究——我觉得西南联大的优点长处，也 许就用“西南联大精神”这六个字眼吧，可以用下面四句话，三十二个字概括起来，这就是：一、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二、师生情谊，教学相长；三、民主思想， 自由探索；四、中华情结，世界胸怀。关于第一点“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清楚、了解的。在这里，我只是想就二、三、四这三点，这三个方 面集中结合起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重心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我感受最亲切，得益最深的。
任何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学生；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领导学校，担任教学，教育学生，培植人才；教师的职责可以不 一样，但目标一致，就是办好学校。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 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长等，都由教授担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教授兼职（总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并不增 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 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 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也可 称为警句）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然得到贯彻。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电机、机械学的专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联大主要的领 导人。梅先生的人品、学养、办事能力、待人接物，踏实诚挚，谦和沉着，富于责任心，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生活又是那么朴素，在昆明经常穿着一件深灰色 的长袍走来走去。一九六二年梅先生逝世后，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称梅先生为“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先生说：“他有一种无我的 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 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椿事。”
上文提到梅先生说过一个大学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欧美等国也是这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 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对此点有所了解。该校拥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不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要大楼（在今天很需要许多 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说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必须有好教授，尤其是各专业的大师。西南联大有许多大师，文理工科都有，这只要翻翻《校史》中的“院系 史”部分就可以明白了。当年那些大师的年龄还只是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正处在壮年时期，而他们在科学、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作出闪亮的贡献了。 此外，还有一批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这也是一份高强的力量。依我的感受来说，最可喜最可贵的是当时一般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亲挚、密切、和谐 的关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认真的教学相长的学风应该大书特书，值得我们今天沉思，好好学习的。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 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 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 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在课堂上见面外，随时可以随意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某个学术观点争吵起来。
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 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 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 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 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 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 牢记在心。
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背 有点驼。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数理逻辑专家）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 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一九四○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被下放劳动，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淹 死了。
我在这里再一次想起吴宓先生、叶公超先生、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来。关于吴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我已写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不重复了。这里再说 一下叶先生。他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 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 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一九三八年毕 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我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那时，叶先生和 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我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 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五十吧！”叶柽 说：“好！……”
我在南岳上学时，除外文系的课程（如叶先生的“大二英文”，燕卜荪先生的“莎士比亚”）外，我选修或旁听了几位教授的课（有时为了好奇，去看看 某位名教授讲些什么，怎么讲的，只听那么两三次）。我去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他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儿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 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可真讲得有意思，妙语连珠喷射，教室里静悄悄的，使人进入哲理境界。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 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 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两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 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 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 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 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在外文系里，吴达元先生是我一生最难忘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教授之一。从南岳而蒙自而昆明，我在吴先生教导下，学习法文整整三年，从二年级到四年 级。吴先生在全校是以极认真的教学方式出名的，他是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典范。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住他上课时的样子和神情，仿佛还听得见他叫我“赵瑞蕻，你 解释下面几句！”的声音，一听我就紧张了，先生的面容立刻浮在眼前。上课时学生回答错了，他便不高兴蹙着眉头说：“回去好好准备！”答对了，他就笑眯眯地 连声说：“tr■s bien！tr■s bien！！”（很好！很好！）我们从《法语文法大全》（Fraser and Square：A New Complete French Grammar），中经邵可侣（J. Reclus）选注的《近代法国文选》（Lectures Francaise Modemes，此书有蔡元培序，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直到四年级时跟吴先生读“三年法文”——采用莫里哀两个剧本Tartuff（达丢夫，即《伪 君子》）和Amphitryon（安菲特利翁，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人物，西布斯城邦的王子），我所受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育是较踏实的，较完善的。吴先生是 我的恩师之一，我永远怀念他，感激他！那时四年级有一个上海来的漂亮温柔的陈福英女同学，与我一起上吴先生的课，总喜欢坐在我的旁边，要我多帮助她。每次 吴先生叫她念，翻译一段时，她就轻轻地发抖了。我悄悄地对她说：“别怕！没关系，慢慢读下去……”她老叫我“Young Poet”（年轻的诗人），几次说“Young poet，你一定要好好帮我闯过法文这一关啊！”当然，靠她自己用功，最后她的“三年法文”还是及格了。其实，吴先生虽然严厉，但他十分直爽，平易近人， 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翻译的《红与黑》初版本出版后，寄赠一本给吴先生（那时他在昆明），他很快就写信鼓励我说：“你做了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带来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是国内《红与黑》中译本最早的几句评论。你看，当时吴先生的眼光多 锐利！他的见解比起解放后许多大大小小文章集中火力批判《红与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不知高明多少倍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杨苡带了两个孩子到天津 我岳母家，几天后我独自到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也到清华园看望吴先生，畅谈别后情况，他一定要留我吃中饭，说可以多聊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博马 舍《费嘉乐的结婚》作为纪念。此书我珍藏至今，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教外国文学史时，曾对照法文原著精读了两遍，惊叹先生译笔忠实而流利，又能保持原作风味。 我在课堂上以吴先生的译文朗诵了该剧第五幕第三场费嘉乐有名的独白。一九七三年秋，杨宪益夫妇出狱后不久，我和杨苡到北京探望时，我也到北大燕东园拜访吴 先生，那时他已患咽喉癌开刀，声音嘶哑，但仍高兴和我谈谈，我十分难过。三年后，先生辞世了，才七十一岁。
在蒙自时，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听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是盛年，精力充沛，高声讲课，史实既熟悉又任意评论，有独特的 见解；说到有趣的事，时不时地朗朗发笑。我记得他说《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里的“朋”不是一般所说的朋友，而是指孔门七十二弟子。一个 人的学问有弟子来切磋，那多好。学问本来是集体的，是共同事业。所以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就是看待学生如朋友一样。古代称学生为弟子 很有道理。还有，老师去世了，孔子，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死了，主持丧事的人，都是学生，家里人倒反跟在后头。这都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校 史》上说钱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精辟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因而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的进程”。钱先生在他的《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一文中，提到陈梦家 和赵萝蕤夫妇，时常来往谈谈；还特别指出陈梦家热忱地劝他撰写《国史大纲》。他说：“余之有意写《国史大纲》一书，实梦家两夕话促成之。”这点也很可以说 明当时同事之间，长者与晚辈之间的美好关系，一种可贵的情谊。在蒙自时我常看见陈、赵两位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 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他那时对上古先秦史、甲骨文已很有研究了。赵萝蕤学长一九三六年已译了T. S. 艾略特的《荒原》出版，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极好的序。我那时看见她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潇洒。钱文中说及赵萝蕤从前在燕园时“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 落拓，有中国文学家味，遂赋于归”。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到欧美讲学，搜集我国流失在海外青铜器资料，作出了贡献。他解放后在清华任教，后调考古研究 所工作，确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学者。可是后来“文革”一开始，他就受迫害蒙冤自杀了！才五十五岁！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上古史、古代神话、甲骨文的专家教 授，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诗人，怎么也逃不掉“罪恶的黑手”，死于非命？西南联大有许多师生后来受尽折磨，含冤自杀的就有不少个，陈梦家之死也是个例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时，我和赵萝蕤学长很巧住在靠近的房间里，有较多的机会谈谈。有一次我问她有关陈梦家的不 幸事，她不愿多谈，沉默好久。我知道她多痛苦！如今，她也去世了，而她在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的《荒原》和《草叶集》等的译介，她与吴达元、杨周 翰合编的《欧洲文学史》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 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 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们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那时部分教 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认真教学 外，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 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 成绩的。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 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 史·概论》）。我们的“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 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 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 （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 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一九四四年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大会上，闻先生慷 慨激昂地说：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 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再引已故国际数学哲学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长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的几句话：
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 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 说谁也不怕谁。
尽管那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联大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教家馆等），打工干活维持生活的多得很，比如闻先生替人刻图章，等等。除了少数有钱 人家的子女和一些不好好念书，在外边做生意，搞投机倒把的学生（滇缅公路开通时，也有人来回跑仰光，发“国难财”的，但这些只是极少数，个别人）外，绝大 部分同学是清苦的、勤奋的、积极向上的。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大搬家时学校发给 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穿到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大多数人的住处不必说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 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几句是杨振宁学长在《读书教学四十 年》一文里“扎实的基础，西南联大”一小节中说的。这个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年轻时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在这里，我想抄录我在一九八八 年纪念联大五十周年时写的一首小诗以作印证：
西 南 联 大 颂
八个年头！那么艰苦，又那么香甜，
在南天，壮丽群山翠湖边，
双层破床，雨漏点灯读书；
师生情谊犹如一泓清泉。
在茶馆里谈心，红了耳朵争论，
追求民主真理，有个共同的信念。
狂炸中仍然弦歌不绝——
联大啊！早已开花结果，在海角天边。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我多么怀念那许多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在南岳山中，在蒙自 湖畔，在滇池边上，在昆明城中，翠湖的堤岸上……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值得留恋，永远缅怀的！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 着：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 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 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 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 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六十九页）。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
团结，宽容，互相促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追求真理，要求民主自由；愤怒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贪污腐败和法西斯暴行——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是日寇炸弹所能摧毁的，也不是任何反动腐朽的势力所能消灭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 temps peut lever bien des 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
最后，引王力先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首“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语）的协奏曲：
卢沟变后始南迁，
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
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
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
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九九八年春三月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