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2008)中的道德和法律追问

 

郭锐

 

 

1. 纳粹狱卒的秘密

 

 

 

一个普通的女性纳粹狱卒，宁肯被判重刑，也要保守她是文盲的秘密。为什么？

电影的主人公一直在追问，观众也一直在追问。有论者认为，是纳粹的洗脑，带来了这个女性狱卒的空虚、她的残酷、她的不正常的情欲，让她成为一个没有爱的人。论者似乎暗示，这个监狱守卫保守秘密的行为不过是她诸多人性扭曲的其中之一。

纳粹的洗脑表现在一种潜藏在日常言行中的集体主义语言和意识。论者敏锐地注意到狱卒汉娜在法庭上的辩解常常使用“我们”而不是“我”——这是她长久被纳粹思想主导的结果。奥威尔曾分析过这类语言的可怕：“政治语言——这点有所变动地适用从保守到无政府主义的所有政党——的设计就是要让谎言听起来真实、谋杀听起来可敬、让捕风捉影之事看来翔实可信。”点破这类语言所掩盖的真实，常常会让人惊心动魄，就像法官对汉娜的追问：“说‘我们’都有罪，比单单说‘我’有罪，是不是让你舒服一点？”

论者接着分析，因为汉娜的集体主义意识，她对自己个人罪责的抗拒承认，她的爱也只是一种权力游戏而已——保守秘密的秘密，和她与迈克之间的隐秘感情一样，都源自她的权力欲望。汉娜对迈克的爱与并无灵魂的委身，而纯粹是在利用年少迈克对自己身体的迷恋来证明自己权力。论者以为这与汉娜之前法西斯的信仰有关：“在集中营，汉娜在被关押者面前的强势，依靠的是纳粹制服。当她成为售票员后，她可以依靠的，只有年龄和身体。因此迈克必须是一个少年，汉娜才能在他们的性关系中继续处于强势。”

论者所言固然入木三分，但影片中的不少细节似乎在拒绝这样单面向的分析。两人初次相见，是因汉娜路遇陌生人迈克恻隐之心发动把生病的迈克送回家中，这不像是权力的表现；当迈克为两人的争吵道歉的时候，汉娜说出“我爱你”的神情，实在不像是权力欲得到满足，而展现出真正的内心彷徨和感动。32岁和15岁之间的爱永远都会让人狐疑，但让迈克一生魂牵梦萦的经历，却难以全然简化为权力之下的情欲。(当然，即使在汉娜和迈克看来，这段感情也显得零落残缺。 迈克一生的回忆，集中在他们的相遇和短暂的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迈克从来没有经历与汉娜心心相映的时光，爱对他是从生活之外的给予，时刻有失去的危险；汉娜则从一开始就深知与迈克只是露水姻缘，从未有过地久天长的盼望。)

——也许让我们得以认识汉娜人性的，恰恰是她保守的一个小秘密中残留着的羞耻感。

 

2. 审判的权柄

 

汉娜为纳粹工作的罪行遭到了审判。审判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件件证据、一个个嫌疑人、一场场法庭辩论陆续在法官面前出现。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被具体化为挑选体弱者遣返到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检察官控告汉娜和其他守卫见解的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谋杀。当其他守卫都极力避免直接面对指控的时候，唯独汉娜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这在当时再正常不过，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秩序。那些体弱的囚犯，迟早会被送走的，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在监狱里的艰辛劳作，就是不走，他们也会累死。检察官和法官对此并不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是，汉娜是不是主动自愿的去执行挑选体弱者以便处死的命令。汉娜觉得他们在有意误解她。

更让汉娜不能忍受的是法庭对撤退途中被守卫关进教堂的犹太人死亡责任归属的看法。检察官、法官都事先就认定，守卫把犹太人关进教堂，在失火之后又不主动施救，就是谋杀。汉娜争辩道，犹太人本来被安置在泥泞的路边，饥寒交迫，如果不进教堂的话，死亡也会临到他们头上。失火之后，守卫开始根本不知道，之后发现，也因不知打开门之后如何才能保持秩序而犹豫，再加上大火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很快教堂里的犹太人已经全数死亡。法庭完全不听这样的解释。其他的守卫更把责任全部推给汉娜。其他的守卫编造说是汉娜决定一切，甚至说她独立撰写了报告。荒谬。一个不识字的人，如何能撰写报告。可是汉娜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承担罪责。

不理解我的人，不能审判我。不能要求我说出一切。

这是汉娜对违心认罪的解释。她在法庭上，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是文盲，宁愿承认更严重的指控。汉娜不是不认罪。她知道她干了什么——法庭上辩解的她，从没有说自己做的是对的——她想说的只是“别人也和我犯了一样的罪。”让她愤怒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其他守卫，却把罪责一股脑都推到她身上。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那些过去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的人，如今却变成了她审判的旁观者、乃至高高在上的法官。

在汉娜的不服中，提出了战后的德国人们不愿面对却躲避不及的终极问题：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究竟是谁的错？只是那些像汉娜一样为纳粹工作的德国人的错吗？战后的德国人想要通过审判纳粹，重新确立正义的标准，这份努力却遭遇了尴尬的追问。如影片中一个法学院学生在研讨班上所说：“你们那时不知道吗？你们都知道，欧洲有上千个集中营。问题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还要沉默、继续做帮凶？而你们现在看到了结果，为什么还有脸活着？”

面对这个问题，如同那位课堂上的德国法学家一样，德国人无法给出回答。并不只是德国这个民族懦弱，整个欧洲都为二战犹太人遭到种族屠杀而缄默。欧洲不能相信，在民主日渐推进、法治蒸蒸日上的欧洲却无法抑制这样的邪恶。在德国，纳粹上台之前的魏玛共和国，有着公认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民主和宪法。然而，恰恰是这民主，选出了纳粹主义者，全民支持；而这法治，则将屠杀的行为分解为控制、监禁直至剥夺生命，有条不紊。

这个事实不能为德国人接受，是因为它有难以承受的后果——如果是全体德国人都有罪，那怎样才可能为自己赎罪？不可能。德国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尽管他们知道每个德国人都参与了投票，每个德国人都在纳粹的罪上有份；那些战后德国主导纳粹审判的社会精英更难脱干系：除了极为少数被关进集中营者甚至被杀害的反纳粹领袖如朋霍费尔等，这些掌握社会资源、主导公共思想的精英们在纳粹主政期间，难道不算是默许了他们眼前的罪恶么？

看到战后那些普通的德国人变成了旁观者、德国社会精英则变成了罪责的追诉者，这让作为纳粹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小人物，如汉娜，不能信服。影片里，当庭上的法官用抽象的法律词汇居高临下地追问汉娜的罪责时，汉娜愤怒、不平乃至绝望。战后的审判实际上是确认，必须有少数人为共同的罪责承担责任。于是，汉娜必须被判刑。集中表现这一结果的，是一个影片中有事实和象征双重意义的情节：她的守卫同事们强诬她曾写了一份对集中营所有恶行负责的声明。

 

3. 罪与绝望

 

法庭上，她承认了一切指控。不是因为她的虚荣，而是因为她的绝望。连与自己同案受审大的人都对自己如此，世间还有什么可以留恋？汉娜知道世间的美好，却自忖与一切美好无缘，绝望备至。

绝望的人即使肢体还能挪动，心灵却早已死亡。绝望，就是死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听到的律法：吃果子的那日，你必死亡。亚当和夏娃吃了之后，方始明白，上帝所说的死亡乃是与上帝的永久隔离。汉娜在法庭一定体会到了当日亚当和夏娃面对天使带火的剑时同样的绝望。

法庭外，普通德国人同样为绝望所折磨，如同迈克。迈克内心与汉娜认同，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肌肤之亲，更是因为他自认在朗读过程中了解了汉娜——一个可以和他一同欢笑、一同悲哀的人——迈克的爱人。迈克知道汉娜内心与自己一般无二，倘若她犯了罪，自己也无从免责。她在审判中的绝望，也传给了迈克——他结婚，又无法保持婚姻，因为已经对爱失去了指望，也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正义。

纳粹的奥斯维辛之后，没有人可以继续忽略人的罪和它的后果。犹太人在追问的是，上帝如何会容许这样大罪恶；而基督教神学家则不得不反思自由派神学对罪的问题的忽视。二战前，基督教神学对社会进步观念毫无指摘地全盘接受，实际上边缘化了上帝的主权，失去了探讨罪的问题的根基。他们开始片面强调上帝的爱，而拒绝一位施行末日审判的上帝。二战后，再没有人质疑上帝的末日审判是否合乎真正的上帝慈爱的形象。奥斯维辛之后，人们的困惑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为何不立即向屠杀者宣判硫磺火湖的永刑？

终于，奥斯维辛的悲剧终结于纳粹的战败。二战后，人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收拾人类犯罪的残局。神学、伦理学的思考，终于付诸行动。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开启了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审判。不仅是发动战争的纳粹领袖，还有类似汉娜这样纳粹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都需要面对审判。古希腊人相信，审判的功能是净化。审判之后，城邦的道德得以恢复，人们知道了何为善恶，就可以恢复良好的社会风尚。《圣经》里，审判是对罪行的清算，除去罪之后，人就生活在一个物华天宝的新天新地。审判似乎对战后的欧洲是一个良方，可以帮受伤的社会正义康复。

然而，审判所揭示的问题，却远远大于选择审判的人们期待的，也给审判本身带来了不能承受之重。受审的纳粹领袖并不像人们期待发现的那样穷凶极恶，倒像是很多普通人。阿伦特评价纳粹党卫军的头子，说他身上有的是一种“平庸的恶。”而普通纳粹成员罪责的确定也给法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个受命向犹太人开枪的普通士兵是否应为他执行命令的行为承受刑罚？法学家们写出了连篇累牍的文章进行研讨。

刑法上的罪责也许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应对人们对法庭、对自己的道德追问。法庭无法回答这个难题。于是，汉娜抗拒了审判。她没有因为最后被定罪得到心灵的宁静，她周围的人也没有——即使有，也是虚假的宁静，会随着年轻人对真相的追问和后来真相的展示而被打破。审判给德国人带来了终生的道德困扰，就如迈克的一生。也许，这是人类法庭的局限。汉娜不是不愿受审，而是宁肯受到真正的审判。她说，只有那些死去的人才能审判我：“他们天天晚上都来找我。”这不是拒绝受审的理由，也不是为了减轻道德罪责的托辞，却是汉娜对自己真正的残酷。在那些死去的灵魂面前，她数十年夜夜不得安息。

虚荣和残酷，同出一源。不承认自己不识字这令人难以相信的虚荣和宁愿让自己受良心折磨的残酷，源出汉娜对自己的道德追问。人终究得去面对自己的罪责问题，即使不承认人类法庭的权威，也不会让这个问题的重量减轻丝毫。

审判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

 

4. 罪恶之大

 

真正追溯纳粹罪恶的根源，若不让所有人的灵魂都直面这个问题，就不会成功。案件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判决：一个目不识丁的狱卒，被法庭认定撰写了纳粹需要的报告。—这是真正的悲剧。

悲剧是不是来自人在了解事实上无能为力？是不是法官了解了汉娜不识字的事实，就不会有像影片中一样悲惨的结局了呢？倘若是古希腊人，他们就会说当然。这个隐藏了重要证据的审判，似乎是古希腊悲剧里好人让好人受害的展现。古希腊人的故事里，并不来源于坏人对好人的迫害，而是来源于好人之间的冲突。例如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做事情并无恶意，其父母也未曾有丝毫为害的行为。然而结局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最终自剜双目—冲突、心碎、痛苦、死亡，好人在并无一个坏人作祟的情况下，最终走到了悲惨的结局。在古希腊人的视野中，应该是法庭缺乏证据导致对事实的无知，让汉娜走进了自己服刑的监狱。

然而，汉娜的无辜受刑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证据问题。人类历史上，明知是错、却“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情形，可曾少了？电影中麦克和法律教授的讨论表明，法官从本心来看，并不认同汉娜所追求的正义。法官原本就在踌躇，果真如汉娜本人的期望，对隐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参与纳粹的罪行都进行清算的话，这个社会又何以维持世俗的秩序呢？汉娜对清理全部罪恶的坚持是否合理？主审的法官和支持审判纳粹的其他社会精英，不愿将审判扩张到整个社会。这些人的确信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世间正义本来如此，就是上帝亲临，也无可变更。但这确信却无法说动已沦为阶下囚的汉娜：她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宁愿付上在狱中度过余生的代价。

卡恩在《走出伊甸园》里区分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希伯来传统里的悲剧的区别。他分析道，古希腊人认为，像俄狄浦斯所经历的，完全是因为人的无知。倘若设计陷害俄狄浦斯的诸神没能瞒过俄狄浦斯，倘若俄狄浦斯知道他生身父母的身份，悲剧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与此相反，希伯来人的旧约传统认为，悲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的无知。人即使知道自己行为全部的后果，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罪的引诱。倘若我们认同后者，也许就明白，即使邪恶的根源大白于天下，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即使知道真相，也不一定会直面邪恶。就算被揭穿，人还是会假装不知道，邪恶也将继续下去，这是我们更常看见的世态。

德国人的决定是，他们承受不起，所以决定隐藏：与其让罪恶的根源大白于天下，让人们互相看到自己人性里真实的罪恶而决定拒绝悔改，以至人们绝望，还不如让假象隐藏这些，为世界存留一点虽然幼稚却依稀可见的希望；假如全面清算纳粹的罪恶，那么就是每个人都得向世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每个人都得悔改，德国人不能都承认是罪人。

这个决定，让电影中的汉娜含冤受屈，让迈克孤愤难平，也让不少人终身良心困扰、寝食难安。纳粹的罪恶，并没有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消失，直至今日还让德国人困扰不已。

罪恶之大，不是人能够隐藏得了的。

 

5. 中国文革的忏悔和救赎

 

在中国，文革之后虽然政府的口号是全面否定文革，实际上文革被卷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抽屉里，没有人可以看到真实的文革、没有人被允许反思文革。文革中父子反目、夫妻为仇、兄弟相害这样世间的大恶，都被卷起来。中国人的决定和德国人类似：我们承受不起，我们不清算。近年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忏悔的问题，但很快这样的讨论就被搁置一边，再也无人提起。和德国一样，在中国含冤受屈者有之，孤愤难平者有之，良心困扰者有之，寝食难安者有之。

文革没有过去，就象奥斯维辛没有过去一样。

没有对文革的反思，民族文化和道德的重建在中国就无从谈起。德国人还在继续思考奥斯维辛。《朗读者》就是明证——这证明曾经出现过路德、莱辛和康德的民族并没有失去良心和头脑。中国人呢？除了巴金老人、学者王友琴等几位之外，鲜有对文革的反思。当下流行的是犬儒和逢迎。精神家园里田园荒芜，中国人何以面对未来？

多年之后德国人拍了《朗读者》，让汉娜这样的纳粹罪人对自己的良心讲话，让仍然受良心困扰的德国人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多多少少，这是一种治疗：虽然不能拔除感染的根源，放掉伤口的污血还是对病人有益。而在中国，这个伤口已经腐烂多年，却被捂在里面不容任何医治。病入腠理之时，倘若不医，就是一步一步让疾病进入膏肓。感慨世风日下的评论家，可曾像德国人对待纳粹的罪恶 那样认真对待过文革？是否有人真正忏悔？对文革的罪恶都有份的中国人，是否像写出了《朗读者》的德国人一样思考过承认自己是罪人、悔改犯的罪的可能性？

耶稣讲的两个上殿里去祷告的人的故事，在帮助中国人思考悔改方面也许有助。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无视文革的中国人，和那些自命与纳粹罪行无关的德国人，就是故事里的法利赛人；而对文革、纳粹的罪责始终难以释怀的中国人、德国人, 便是那捶胸顿足的税吏。

 

耶稣最后给出的评价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