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

2009年10月18日下午，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发表演讲，是 时座无虚席。这是书展的最后一天，而中国作为此次盛会的年度荣誉嘉宾，正努力展示其文化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长与德国总理一起为中国主题馆开幕。钢琴家 郎朗在古老的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德国艺术家们同台演出。还举办了京剧表演、中国民间艺术的展示以及关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论坛。

76 岁的王蒙可能是中国仍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他个子不高，戴着黑框眼镜，仪表整洁，满头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著述广泛，作品几乎涵括每种体裁。作为曾经的中国 文化部部长，他对典礼应付自如。在法兰克福，王蒙被问及如何描述他的国家的文学现状。“中国文学发展非常快，读者的品味也是，”他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 “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他的评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了嘲笑。一个博客作者拿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比较：低价，大量，低附加值，没有品牌。很受 欢迎的年轻博客作者李承鹏把王蒙称为谎言家和马屁精，他说：中国大部分文学刊物“都是假话加变态刊物，有诸多作家从事纯文学创作，也就是拿国家的钱从事废 话加鬼话创作……王蒙的这个思路和各行各业的泰斗是一样的，只要够大够多够滥，中国的一切……都处于最好的时期。”几天之内，这篇博客文章点击次数超过 15万，收到数千条读者评论。对于年轻的中国博客主们，王蒙就像是又一个老化的处理品，一个僵化的体制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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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作者：郭世佑

昨日早上走进清华园甲所第二会议室，为清华大学国学管理研究生课程班讲座一天，谈曾国藩的文武事功与成功之道，听众的兴致颇浓，课程的管理者也在陪听始终。原计划上午与下午各讲一场，不意听众与管理者要求晚上再加一场，为不让彼等扫兴，只好遵命。虽然我是带着医嘱与三种药物而来的，但毕竟还没有学会谢绝他人（CCTV“百家讲坛”的邀请除外），一天之内讲完近9个小时，回到家里就感觉很累，毕竟已不比20多年前某日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都能坚持的时候了。

下午有个细节倒是让我有些震惊，也让我有些忧虑。当我讲到我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时，有位自称1990年从清华的工科本科毕业、在美国高校还教过书的中年女士打断我的话，以生气的口吻说：“我不赞同你这样说毛主席，毛主席是我最崇拜的人，他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让中国人有面子，让人民对他感恩，至今为止，很多民众都没有忘记他，都把他当神崇拜他，可见他有多伟大！你不知道有多少下层民众至今还感激他。”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民众像你一样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还需要通过调查与统计，进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数；她和民众崇拜毛泽东，并不能说明与毛泽东真的那么伟大，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请她针对我的论据质疑，提出新的论据，而不是拿我的论点表态。她两次毫不客气地强调说：“你虽然从小背了很多毛主席的语录，你并没有读懂，没有领会其中的实质，才会这样。”我则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我会很感谢。”她不正面回答，却把话扯开，总有话说。她让我开了眼界，原来还有这样的留学归来者，我继续耐心地回应她：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别人起家，还是靠勤俭持家，毛泽东所分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家产的区别，还有哪些所谓阶级的实质性的不同，毛泽东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在他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该怎么看？她说：“那都是海外的民运分子说出来的，我们很多留学生都不信。”我说：“这与民运分子毫无关系，那你觉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她又把话扯开，说民运分子如何如何坏，内部如何勾心斗角，再三强调毛的贡献，就是回避论据，我说，我与你说的民运分子毫无关系，民运分子是否勾心斗角与你我讨论的问题也毫无关系；至于对毛泽东与所有历史人物乃至现实人物的评价，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哪怕是61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讳莫如深，还没有把一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只搞选择性的真实，还不许学者研究，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气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她说：反正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毛主席就是伟大，他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我就提醒她：“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欢迎继续批评，但需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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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吴承学

……

唐判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到科举考试的刺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价值标准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眼中，判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和笔记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旧唐书》记载杜审言的一段故事：“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卷一九O《文苑传》）杜审言自己判文写得好，就认为足以让苏味道看了“羞死”。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地自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试判和判文水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官场也往往以书判作为评价官员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大唐新语》卷八：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娴书判。”……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邀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裴琰不判则已，一判惊人。“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

思维与写作之敏捷，正是作判的理想境界。

还有一些逸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判的重要。《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当时吏部侍郎李安期铨选的故事：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

这个选人以骑马摔伤脚来作为书写不好的理由，的确可笑。而李安期读了他拙劣的判文， “顺水推舟”地讽刺他不但外伤，而且还内伤。这则著名的笑话原本是以士人拙迂可笑和李安期的机警幽默相映成趣的。通过笑话，可以看出当时铨选对于书判确是相当重视的。 Continue reading →

当翻译变成喜剧

本人读外国古典文学，纯属于热心过头的门外汉。这两年，北大的朱孝远教授发起了“海豚文库”，专门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的汉译开了一个系列，受到 读书界的广泛关注，这真是非常伟大的功业。哈佛大学的I Tatti Renaissance Library这套丛书，译介的范围仅止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拉丁作家；而我们就只看“海豚文库”已经出版的四册，除了彼特拉克《秘密》外，还有英国的 《不列颠诸王史》，有拉丁文学，也有新兴起的俗语方言文学。当然，书里虽有的地方没有明说，但看起来基本上都还不是直接译自原文，而是主要参考了英语学术 的已有成果，这也是合乎实情而不可苛求的。最新出版的一册，题为《文艺复兴喜剧选》，是我最感兴趣的，篇目包括了阿里奥斯托《列娜》、阿雷蒂诺《马房 主》、英特罗纳蒂剧社《迷局》和瓜里尼《忠贞的牧羊人》四部。我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几册ITRL中就有一册《人文主义者喜剧作品集》（Humanist Comedies），那仍属于新拉丁喜剧的范围。意大利的俗语作家最初怎样写喜剧的？是否依然甩脱不了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影响？对此话题有兴趣的读者，恐 怕都要来读一读此书。
当拿到这本《文艺复兴喜剧选》之後，第一眼看到了译者的署名：“北京大学文艺复兴喜剧翻译组”！这是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敬意和 信心的署名啊。这表明，这样一部专门的文学选集汉译本，出自于中国大陆最具人文学术水准的学府，译者虽众，但是个“组”，让人联想起三两素心人彻夜磨砺学 问的优美画面来，跟“三个臭皮匠，抵一诸葛亮”，岂可同日而言之哉。但是读书之人，不能光读书的封面的，开卷後第一眼，我就傻住了——正好瞥见阿里奥斯托 《列娜》前面的简介有云：“除《列娜》外，他还著有喜剧《我猜想》（I Suppositi），并于1566年在宫廷礼堂上演”。就算是一天也没学习过意大利文，好歹我也知道意大利文中I没有第一人称的意思，而应该是阳性复数 名词的前置词，用法类如英语里面的the。阿里奥斯托不是什么生僻作家，其作品的题目我大概有点儿印象，根本没有什么《我猜想》这类意思的名字。遂查考了 几本英文的意大利文学史。知过去英语学术界对此标题有两种译法：其一，以suppositi为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suppositum（假想）之复 数，George Gascoigne贡献的第一个英译本，题目即译作“Supposes”，需要指出，这部英译本的喜剧首演时间，才是上面所提到的1566年，而原本在费 拉拉（Ferrara）首演的时间乃是1509年；其二，1996年的“意大利戏剧研究丛书（Studies in the Italian Theatre）”中，有一部意大利喜剧集，其中收入此剧，译作“The Substitute”，意为“接替”或“交换”，这与维基百科网的意大利文版附注之译名（Gli scambiati）相近，与其情节相合（演一干人物互换身份），剑桥本意大利文学史也采用了这一译法。
第一眼如此，也不足影响我读下去的信心。但往後读下去的结果，真的是笑声越来越大，读喜剧而发笑，并不奇怪，但是更招人乐的是翻译者的大胆胡来。无暇穷尽其谬误，随手翻摘一二，聊供解颐。 Continue reading →

风雨苍黄五十年

──国庆夜独语

李慎之

一 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 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 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 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 北京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 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 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 字时的声音。 Continue reading →